◎ 楊永年
毒品危害台灣社會甚深，已經不是新聞，適逢司法改革國是會議議題蒐集與討論之際，應優先討論。因為毒品除了已入侵校園，同時造成犯罪率上升，甚至導致監獄擁擠等問題。甚至，針對毒品問題，檢察官和法官（或院檢）的意見有時也不一致；檢察官認為好不容易逮捕的煙毒犯，竟遭法官輕判或縱放。
毒品防制從校園、社會、警政系統（含調查局）、檢察署系統、法院系統，乃至於矯正系統（含監獄、看守所、教養院）與更生保護系統等，不只是體系整合存在問題，而且存在毒品防制政策與制度（社會面）問題。再者，監所人滿為患，卻無法增加空間（因為鄰避效應之故），所以只好調整累進處遇或假釋政策。甚至，目前的績效制度或績效主義作祟，毒品辦案的獎勵遠高於預防，使得毒品預防工作成效不彰，甚至傳出風紀問題。
比較麻煩的是，有些煙毒犯不只吸毒、運送、販毒，還併發其他重大刑事犯罪；而其根源就是毒品犯罪。目前，我們從預防、布線、逮捕、偵查、移送、再偵查、審判等繁複的刑事司法程序，似乎難以有效控制毒品犯罪。主要的原因在於，第一，刑事司法體系各機關間缺乏合作機制或誘因，因為前述刑事司法程序包括前述跨部、跨院、跨機關的協調。第二，政府一直無法有效的進行前述跨機關的資源整合。
毒品犯罪的確是台灣社會的嚴重問題與隱憂，正值總統召開司法改革國是會議之際，如果能把毒品單獨列出，成為一個重要的社會（公共）議題，並事先擬訂許多重要的子議題，例如，如果將毒品犯罪人當成是病人，就應思考或整合有效的醫療資源，適時進入毒品犯罪預防或防制的程序。再如前述，法官與檢察官存在的認知落差，如果我們有一個好的機制，針對院檢認知落差的來源，好好思考與討論，並找出問題的根源，毒品犯罪防制才會有救。
我們不乏刑事偵查高手（檢察官），也不乏審判高手（法官）。但我們缺的是研究、溝通、協調、整合機制與平台，這次司法改革國是會議，正好提供一個透明公開的平台，也等於開啟毒品犯罪防制之窗。甚至，適時將行政管理、醫療、科技、公共衛生、社區或社會處遇等領域也一起納入思考、參與討論，也許可以開發更周延的毒品防制政策或策略。（作者為成功大學政治系暨政治經濟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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