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陳擷安
2024年憲法法庭釋字第113號判決宣告死刑制度條件合憲，並設下嚴格的適用準則，為台灣司法體系帶來了一場深刻的法理反思。然而，隨著馬來西亞籍長榮大學女大生命案的更一審結果公佈，死刑再次成為輿論熱點。梁育誌被判處死刑，此案成為死刑釋憲後的首例，其判決不僅反映出司法對於極端暴力犯罪的嚴正態度，更揭露了台灣社會在正義實踐與人權保障之間的緊張平衡。
馬來西亞籍長榮大學女大生在校園旁遭殺害，兇手梁育誌更審後仍判死刑。（資料照、取自臉書）
本案中，梁育誌以計畫性手段犯下駭人聽聞的罪行，其犯罪過程的殘忍程度讓人髮指。他預謀選擇隱蔽地點，並準備工具伺機行兇，顯示出其強烈的犯罪意圖。案發過程中，他不僅毆打被害人至重傷，甚至以強大力道勒住被害人頸部，導致嚴重內傷與窒息死亡。最終，他更將遺體棄置於山區，試圖掩蓋罪行。合議庭的判決理由指出，梁育誌的行為完全符合憲法法庭對「最嚴重情節」的定義，這使得司法系統幾乎無法迴避對其施以最嚴厲的刑罰。
然而，這起案件並不僅僅是一次刑事審判，更是一場關於死刑存廢的社會價值辯論。梁育誌的背景引發了許多人的思考：他並非身處絕境，有家人協助經濟困難，甚至具備職業技能，卻選擇以犯罪來解決個人問題。專業精神評估認為，他的反社會人格特質已接近定型，且無法通過矯治降低再犯風險。這樣的個案，成為死刑支持者心目中「死刑必要性」的最佳例證：對於無法教化、無法矯正且危害社會的極端犯罪者，只有死刑才能保護社會安全與伸張正義。
然而，反對死刑者則從制度設計與人權保障的角度提出質疑。他們認為，梁育誌案固然極端，但死刑本質上並不能有效防範此類犯罪。相反，改善教育、經濟條件與心理健康資源，或許才是減少暴力事件的長期之道。同時，他們也質疑，死刑是否會在情感與輿論壓力下被濫用，甚至使司法淪為社會情緒的工具。
釋憲後的司法體系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既要在法律的框架內維持社會正義，又要確保死刑的適用不偏離「最嚴重情節」的核心原則。本案中，高雄高分院法官明確指出，梁育誌的行為超出了法律與倫理所能容忍的底線，判處死刑是基於無法避免的必要性。然而，此舉同時也讓社會對死刑的未來應用產生了更大的期待與審視。
這起案件無疑是台灣法律史上的重要分水嶺。在死刑存廢的辯論之中，它既是一個個案，又是一次制度的試煉。（資料照）
這起案件無疑是台灣法律史上的重要分水嶺。在死刑存廢的辯論之中，它既是一個個案，又是一次制度的試煉。正義的實現不僅在於懲罰罪犯，更在於對人性深層的理解與社會安全的保障。隨著法律與社會逐步邁向成熟，我們需要的或許不是簡單的二元對立，而是能夠兼顧公正、理性與人權的更高層次討論。本案只是開始，未來如何調和死刑的必要性與人道主義的追求，將成為台灣司法與社會共同面對的長期課題。
（作者為科技集團法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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