晴時多雲

東協指南》俄羅斯與俄烏戰後世界秩序的重構

俄羅斯與歐洲情勢或許對於台灣甚為遙遠,但我們不該有事不關己的距離感,反而要避免威權結盟且更須務必謹慎,避免在面對中共恫嚇與軍事壓迫之際,讓被逼到牆角的俄國成為替中共撐腰的一方或脅迫台灣的幫凶,而這才真正符合台灣的生存利益。

楊昊/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特聘教授 

前蘇聯領導人戈巴契夫(Mikhail Sergeyevich Gorbachev)於2022年8月30日逝世,他推動蘇聯改革並終結冷戰,作為一個政治領導人,他的致力改革與高瞻遠矚為後蘇聯時期的俄羅斯開展了宏大的未來:一個一度民主、強大的俄羅斯,因民主而與西方共容,因強大而與世界共榮。

戈巴契夫於2022年8月30日逝世,他推動蘇聯改革並終結冷戰。(AP)

不過,儘管冷戰結束為後蘇聯時期的俄羅斯帶來欣欣向榮的願景,但多年後俄國仍面臨到諸多挑戰,箇中因素多半與國家民主體制尚未全面深化、經濟社會轉型尚未完整推進有關。冷戰之後的俄羅斯並非自此一路順遂,與歐美及北約國家的關係起伏、與中國及亞洲大國的競合情勢,都使得這個橫跨歐亞大陸的大國進退兩難。尤其到了2022年2月開始的對烏克蘭特別軍事行動,更讓俄羅斯陷入重大危機,不僅造成民主失序、經濟蕭條且國力衰退。俄羅斯與烏克蘭的戰事不僅直接侵蝕了民主和平論的核心信念,因戰事導致國際失序的情況更由烏克蘭朝全球擴散。更為迫切的是,歐陸國家一旦面臨即將到來的嚴峻寒冬,各國因能源危機將可能威脅到上百萬人民的生命安全,而這也將使得因俄烏戰事所導致的困境更是雪上加霜。

當然,烏克蘭戰事也讓全球陷入選邊兩難、彼此切割與集團化對立的嚴峻危機,「以規則為基礎的世界秩序」(a rule-based world order)在今天岌岌可危。然而,屋漏偏逢連夜雨,歷經武漢肺炎疫情、經濟衰退與美中大角力等內外壓力爆表的中國更在今年十月的二十大前為鞏固「習核心」加強維穩而趁亂竄起,在今年8月初美國眾議院議長裴洛西訪台之後,中共軍隊立即以準封鎖形式的實彈軍事演習針對台灣,遂行威脅壓迫之實。

烏克蘭戰爭之後的新地緣政治格局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俄烏戰事延燒迄今超過200日的今天,國際輿論界逐漸浮現另一種高調撻伐俄羅斯之外的聲音,轉向關注於戰後世界秩序的重構方向,並進一步檢討與民主俄羅斯在戰後交往及互動情勢的提醒。舉例來說,在6月23日,於美國著名的「政客」(Politico)新聞平台上刊登了一則極具深意的評論,該文係是由歐洲最大的出版公司阿克塞爾·斯普林格集團(Axel Springer)的執行長Mathias Döpfner所撰,堅定地呼籲各方應及早思考烏克蘭戰事之後的新國際秩序,以及如何與俄羅斯相處。

因戰事導致國際失序的情況由烏克蘭朝全球擴散。歐陸國家一旦面臨即將到來的嚴峻寒冬,能源危機將可能威脅到上百萬人民的生命安全。(AFP)

整體而言,這篇評論的核心立論有三個重點,分別是:第一,當前各界(特別是歐美國家)應該積極思考在後俄烏戰事時代如何確保俄羅斯不會與中國為伍,最終建構一個新的權力集團。第二,該文也提醒,一個遭到嚴重羞辱且被邊緣化的俄羅斯,終將會被推向另一個極端。就此,被極端化的俄羅斯不僅很難回歸民主正途,更將可能充滿侵略性、甚至更為糟糕。第三,該文亦指出,後普丁時代的俄國領導人將只剩兩種選擇,一者是與西方民主國家交好並成為盟友;二者則是更加依賴非民主政體的中國。綜論前述主張,該文提出了一個戰後國際新局的願景,即「美歐俄民主團結」(或稱「安莫若絲」,也就是美國、歐盟與俄羅斯大團結的縮寫America + EU + Russia,AMEURUS)。筆者對此一美歐俄民主團結的詮釋是,要維繫「安全」就得藉著如同千「絲」萬縷的緊密交往與合作關係,藉著確保與捍衛共同價值(也就是民主)、加強互信(核心共識是反戰爭與侵略、對抗極權主義),才能緊繫彼此(即成就民主團結)。當然,在全球化時代結合數位創新的今天,這種複合互賴關係的內涵與實踐將更顯複雜。

「安莫若絲」在俄烏戰事持續的今日是否可行或許仍是大哉問,但它的確是西方民主世界在因應戰後地緣政治新局的其中一個選項,甚至是促進轉型的必經歷程。在此要特別強調的是,類似「美歐俄民主團結」主張並非橫空出世。事實上,「安莫若絲」的理念也曾在十餘年前於法、德、英三國領銜並倡議的二軌對話機制-「三方俱樂部」(the Club of Three)-的系列對話中多有著墨。特別是在2000年以後,三方俱樂部也逐漸納入了三國以外的對話對象如美國、俄羅斯、甚至是中國等強權。尤其在2003年以後,三方俱樂部中的安莫若斯計畫以對話方式來積極促進美國、歐洲與俄羅斯三方在外交、經濟與文化的關係正常化。

筆者以為,今日由Mathias Döpfner所倡議的「安莫若絲」不該只是口號,從更長遠的角度來看,這應該是長久以來西方民主陣營積極與俄羅斯關係正常化的積極願景與持續解方。筆者認為,在俄烏戰後的「安莫若絲」倡議將具有兩種意義,第一是民主國家終將因共同價值而走向團結。這也意味著俄羅斯不該被極端化也不該被推向獨裁中國,形成反民主、享受威權的霸道俱樂部。第二種意義則是作為俄國領導人如普廷總統或後普廷時代的政治領袖進行戰後路線選擇的重要前述,期許能被正面導引朝向與西方民主國家合作而再創衝突與分裂的集團對立情勢。

AMEURUS的能與不能?

在戰事未歇的今天思索Ameurus或許可能太過理想主義,但對戰後世界秩序的運作思考,何嘗不該從今日開始。正當我們熟悉的民主世界正遭逢一個始終鄙視民主價值的強大對手之際,它挾著龐大消費市場與生產基地的經濟優勢,慣於使用經濟繁榮的虛無願景來號召威權政體與獨裁者大力襄助,並持續以利誘結合銳實力的手法來攏絡合作方(包含民主國家),促其對國際正義與公理噤聲。而處於民主最前線的台灣正飽受這個強大對手的霸權威脅與併吞侵略。「台灣危機」說明了面對一個根深蒂固反對民主政治及始終鄙視民主價值的霸權而言,數十年的交流與社會化努力,始終無法促其啟蒙。就此,安莫若絲之於中國,可謂宣告失敗。儘管如此,為避免戰後新秩序以持續極端孤立俄羅斯為單一目標進而造成俄國內部的威權逆襲,促使俄羅斯只剩與中國結盟的單一選項,這將導致俄烏戰後的集團化衝突情勢,造就一個民主與集權的分裂世界。

就如同已故前蘇聯領導人戈巴契夫所言「我們都是地球上同一艘船的乘客,我們不能讓它被毀壞,不會再有第二個諾亞方舟」。在面對此一困局,Mathias Döpfner的提醒彌足珍貴,因為被極端化的俄羅斯加上霸權化的中國必然使得以規則為基礎的世界秩序快速崩壞,甚至因持續衝突不斷而導致人類世界的加速衰亡;就此,唯有將俄羅斯導離中國才是符合各方利益的明智之舉。誠然,俄國在戰後因應新地權政治格局的選項也必須更清楚地以自我轉型來積極表態,其中,如何能加速自身與各界認知到「歐洲不是俄羅斯的敵人,而中國也不是俄羅斯唯一的朋友」,將會是安莫若絲能否成形的重要關鍵。

俄羅斯與歐洲情勢或許對於台灣甚為遙遠,但我們不該有事不關己的距離感,反而要避免威權結盟且更須務必謹慎,避免在面對中共恫嚇與軍事壓迫之際,讓被逼到牆角的俄國成為替中共撐腰的一方或脅迫台灣的幫凶,而這才真正符合台灣的生存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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