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建忠
衛福部提出《醫療事故預防及爭議處理法草案》向社會徵求意見，第九屆立法院通過《醫療法》第82條修正草案，明確訂定醫事人員民事責任及刑事責任的過失構成要件及裁量事項，當時朝野就有共識要積極推動醫療糾紛的「非訴訟調處機制」。
「非訴訟調處機制」的提出，對照於許多民眾缺乏疾病的危機意識，在台灣花少少的錢繳健保，就能享有快速而有保障的醫療服務，醫學資源跟醫師水準都算是高標以上的等級，而且幾乎人人皆能獲得，也因而民眾缺乏對疾病的避險思考。直言之，醫療爭議非純粹私人民事紛爭，而攸關全民醫療品質甚鉅。因此，「醫療事故預防及爭議處理法」，此法從過去的簡稱《醫糾法》到《醫爭法》，到現在的《醫預法》，其立法目的就是希望可以達到預防機制。
許多人好奇，《醫預法》草案名稱「醫療事故預防」，但醫療事故就是一種意外事故發生，如何能夠「預防」？這其實有邏輯上的矛盾。在台灣，醫療糾紛雖然多數經鑑定沒有醫療疏失，但訴訟過程冗長，對醫病雙方都是折磨。為解決此一困境，《醫預法》草案首要之務應該是建立非訴訟的糾紛處理程序，並強化醫療機構內部檢討機制，必須賦予主管機關主動調查重大事故的職責，以利後續調解進行。
在台灣，醫療糾紛雖然多數經鑑定沒有醫療疏失，但訴訟過程冗長，對醫病雙方都是折磨。（本報資料照）
若醫療上發生了非預期結果，到底是醫師要說明，還是關懷小組要說明，如果主治醫師不出面卻找別人來說明，實在違反常理。而《醫預法》草案第6條可能有個問題，此法條要確認屬於醫療事故才啟動關懷機制，但是醫療爭議時卻無人為家屬關懷說明。更嚴重的是，盤點過醫療人力資源了嗎？
深入觀察，《醫預法》草案第4條、第9條提到「不得採為相關行政處分、訴訟之證據或裁判基礎」，這在我國法制上實為首見。能否作為處分或裁判基礎，本來就由機關或法院於認定事實時依據經驗法則判斷 在台灣，醫生能做的其實很有限，多數就只有發生疾病當下的處置而已。不過，醫師卻對病人負有百分之百的責任，治療成敗完全沒有迴避的空間。但《醫預法》十一條的立法，似乎政府推出了這種保險制度，反而讓醫療院所、醫師不必對病人承擔個別責任的錯覺，對於醫病關係難說有正向的發展。即便醫師在向病人詳細解釋後，仍然必須負起一定責任。
對醫生來說，醫療的方法本身也有相當程度的危險性，例如藥物毒性、手術、侵入式檢查、影像檢查的輻射等，但為了診斷和治病而成為必要措施。每個病患都期盼遇到仁心仁術、視病猶親的良醫，醫師也不會草率行事。 關鍵在於，官僚體系介入民間「醫療業務責任保險」值得再深思。目前許多醫療機構早就自主參加民間保險公司開辦的「醫療業務責任保險」，而大型醫療院所，基本上也以互助會的形式成立醫療責任基金，早已行之有年，如此穩定運作且良善的互助機制，其實沒有立法形成型式約束的必要，反而干擾甚至扼殺醫院既存且運作良善的糾紛解決機制。
醫療不是消費，互信是基礎，要有正確醫學知識與基本健康概念，每個病患才能不一樣。對病人及家屬來說，要了解病程的資訊、知識，也有一定難度，因此訂定《醫預法》藉由明確的行政程序，政府不能缺位，才可以讓病人和家屬從第3方公正機構單位，來了解醫療爭點的整理和內容。
眾所周知，醫療爭議事件總是凸顯不幸的結果，然後再回頭用放大鏡去檢視醫療的過程，這和病患的出發點是一致的。但實際的醫療出發點並非如此。醫方所考量的是眼前這位病人，在資源與時間有限的情況下，採取什麼治療措施最有可能改善他的症狀，過程中經常必須作出取捨。
先進國家醫療糾紛處理是強調道歉、和解與調解的這些處理機制，以其減少訴訟。醫療糾紛處理只是亡羊補牢的層次，如何減少醫療糾紛的發生，還得靠更早期的發現與處置，從「反應式」衝突管理走向「預警式」風險管理，才是正確思考。
（作者為台北海洋科大通識中心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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