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立樵／輔仁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伊朗與以色列在二次大戰之後成為美國陣營的盟友，向美國靠攏，當時美國的對手是蘇聯，伊以兩國理所當然也成為圍堵共產勢力的一員。不過，當美國盟友並不輕鬆，以色列與周邊阿拉伯國家的軍事衝突儘管有美國撐腰，但阿拉伯國家背後卻也有蘇聯的協助，就算以色列連戰皆捷，也是許多血淚汗累積的歷史。伊朗雖無戰爭，但處理對以色列關係以及防範阿拉伯國家也必須小心翼翼，同樣不輕鬆。
1941年英國與蘇聯佔領伊朗之後，雙方曾協議在戰爭結束後6個月內從伊朗撤軍。但是，戰後蘇聯並沒有履行承諾，這使得伊朗在1946年初將蘇聯行徑一狀告上聯合國。在這樣的情境下，蘇聯沒有機會再與伊朗達成友好協商。反而以色列在1948年建國時，蘇聯還有意拉攏。儘管1917年蘇維埃政府成立之後，列寧（Vladimir Lenin）公開譴責猶太復國主義（Zionism）與帝國主義掛勾，但在1948年英國狼狽退出巴勒斯坦、以色列建國，這象徵英國在西亞的地基缺了一角，看在蘇俄眼裡則是再開心不過，隔年蘇聯還支持以色列進入聯合國（United Nations）。不過，以色列沒有因此與蘇聯靠攏，隨著局勢發展對蘇聯越來越不利，雙方也漸行漸遠。
伊朗與以色列在二次大戰之後成為美國陣營的盟友，向美國靠攏。（圖：網路）
1950年爆發的韓戰（Korean War）改變了世界局勢，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在朝鮮半島（Korean Peninsula）的軍事衝突，無論是哪一方發動，猜忌與質疑已經不可能化解。在美國本土，極端反共的麥卡錫主義（McCarthyism）更是強化了往後艾森豪（Dwight David Eisenhower）總統時期風聲鶴唳的社會氛圍。1955年，美國與英國在西亞地區，就透過組成中部公約組織（Central Treaty Organisation），包含伊朗、土耳其、伊拉克、巴基斯坦，做為圍堵蘇聯勢力南下擴張的防線。其他西亞國家如沙烏地阿拉伯（Saudi Arabia），早在1930年代後期就已是美國盟友。再加上以色列對蘇聯的示好並未給予回應，於是蘇聯便將以色列的復國主義與帝國主義劃上等號。在這樣的情況，蘇聯難以在西亞地區施展拳腳。
1955年在印尼的萬隆會議（Bandung Conference），集結了許多亞洲與非洲國家，埃及就是其中一員，萬隆會議的主要精神就是成立美蘇之外的另一股勢力。不過，由於埃及的納賽爾（Gamal Abdel Nasser）致力於反對英國的運動、也反對以色列的存在，再加上中部公約組織對蘇聯的敵意，這讓埃及與蘇聯得以走近，納賽爾與蘇聯領導人的赫魯雪夫（Nikita Khrushchev）於是開始有了軍事方面的合作；敘利亞也是一樣。儘管納賽爾批判美蘇的冷戰（Cold War）讓阿拉伯世界分裂，但為了有能力能對抗西方勢力，免不了還是要與蘇聯合作。於是，在整個西亞世界中，只有埃及與敘利亞成為與蘇聯友好的一方。
埃及的納賽爾（右二）致力於反對英國的運動、也反對以色列的存在，再加上中部公約組織對蘇聯的敵意，讓埃及與蘇聯得以走近，納賽爾與蘇聯領導人的赫魯雪夫（左三）於是開始有了軍事方面的合作。（圖：網路）
此時的伊朗雖沒有對外宣稱支持以色列，但做為美國陣營的一份子，就成了被埃及批判與譴責的原罪。以色列受到鄰近阿拉伯國家的敵視，例如1956年的蘇伊士運河戰爭（Suez Crisis），埃及就是以色列最大的威脅。在這樣的情況之下，伊朗曾在1957年協助以色列鋪設油管，以色列也買了伊朗的石油。伊朗無意與阿拉伯國家交惡，但美國給予的大量經濟支援，有著讓伊朗可以在無後顧之憂協助以色列的意涵。伊以也有相互協助的行動，有鑑於當時的蘇聯勢力很有可能藉著支持埃及與敘利亞，持續加強西亞的左派力量，伊以之間也合作成立情報單位，伊朗的稱為「國家安全與資訊局」（Sazman-e Etalaat va Aminiyat-e Kashvar, SAVAK，中譯為「薩瓦克」），而以色列的稱「情報與特別行動機構」（HaMossad leModiin uleTafkidim Meyuhadim, Mossad，中譯為「摩薩德」）監視境內所有左派份子的行動。
有鑑於當時的蘇聯勢力很有可能藉著支持埃及與敘利亞，持續加強西亞的左派力量，伊以之間也合作成立情報單位。圖為1975年，伊朗軍官與以色列官員於以色列國防軍總部。（維基共享）
不過，1967年埃及再次與以色列交戰，以色列大獲全勝，同時佔領西岸（West Bank）、加薩（Gaza）、戈蘭高地（Golan Heights）、西奈半島（Sinai Peninsula），這反而使得伊朗開始警戒，原因是擔心阿拉伯國家對以色列的敵意會轉移到伊朗身上。於是，伊朗希望美國對以色列有所要求，特別是對於佔領行動要有「斬節」。此舉使得埃伊關係趨於和緩，此外，1971年巴勒維國王舉辦伊朗2500年慶典，以色列並未受邀出席。與此同時，英國已決定離開波斯灣（Persian Gulf），伊朗認為自己理所當然可以在這區域稱霸，再加上美國陷入越戰（Vietnam War）泥淖之中，無暇阻止伊朗的舉動。隨後，1973年埃及在新任總統沙達特（Anwar Sadat）領導下，再度對以色列發動戰爭。儘管伊朗給予阿拉伯國家些許協助，甚至在非官方的名義之下，讓蘇聯的軍事補給取道伊朗進入埃及，但同時對以色列也有石油利益的來往。對伊朗而言，不管是以色列過於強大，或是阿拉伯國家完全壓制以色列，兩種結果都有可能在日後成為伊朗的威脅，若立場太過鮮明，將會對國家日後的處境造成問題。
1971年巴勒維國王舉辦伊朗2500年慶典，以色列並未受邀出席。（freerepublic.com）
1977年年底，西亞局勢大扭轉。埃及總統沙達特竟主動出訪以色列，並表明願以和談的方式來處理阿以問題，讓當時的美國總統卡特（Jimmy Carter）放了一百二十顆心，這也代表美國在西亞的小老弟以色列，暫時不會受到埃及的威脅。而此時埃及與蘇聯的關係，也不似60年代那樣緊密了。1978年10月，卡特邀請了沙達特與以色列總理比京（Menahem Begin）一同談了《大衛營協議》（David Accords）。隨後，沙達特與比京共同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對伊朗而言，這樣的發展或許可以解讀成與以色列的關係將往好的方向前進，過去伊以兩方那一段血、淚、汗的日子，將有個新的開始。
但歷史往往不是憨人想得那樣簡單，所有人都沒有察覺到的是，在同一時間伊朗國內出現了反對巴勒維政府的力量，並且還在隔年催生了反對美國的新政府，從此，西亞局勢就天翻地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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