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由美國在台協會（AIT）出面檢舉，有多名台灣女藝人捲入跨國性販運事件 ，被封為太陽花女王的劉喬安都被指控涉入其中，引起社會的軒然大波與輿論撻伐。社會有不少人，特別是異性戀男人們，出言攻擊這些受害女性與為其辯護的婦女團體，並說應該將他們的身分公布出來，諸如「如果不公布怎知自己的老婆女友有沒有亂搞」，此類的性別歧視、譴責受害者 （blame the victim） 的言論。

由AIT出面檢舉，有多名台灣女藝人捲入跨國性販運事件，引起社會的軒然大波與輿論撻伐。部份婦運團體31日於立法院舉行記者會，要求政府及媒體應積極保護受害女性的隱私。（記者羅沛德攝）

我們必須明白，性販運是性／性別暴力的一種形式，根據統計，遭到販運的受害者中有98%都是女人與女孩，同志與跨性別等性少數也常因各種弱勢處境（如：無家可歸、逃離受暴環境等）而遭受販運，且性販運又常與娼妓制度共生，當中牽涉到各種形式（包含經濟、性）的暴力與剝削，是侵害性／性別人權的行為，且對受害者來說，更是充滿痛苦與傷害的經歷，社會應該提供他們同理與關懷，怎麼還能譴責他們「不檢點」或「淫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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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許有人會質疑受害者可能是「自願」的。可是究竟什麼能夠稱作受害者的「自願」呢？貧困、欺騙、恐嚇與利誘都不是一種春藥！「自願」背後總有數不盡的「惡意利用」與「環境迫使」，合意不代表沒有欺騙，沒有欺騙不代表沒有強制力；沒有強制力不代表結構合理。自願／被迫簡化的二分法，並無法處理現實中複雜的社會問題。畢竟社會早已建立了對弱勢（移民、窮人）女性、性／別少數與兒少不友善甚至敵意的環境，且社會同時習慣於利用這些人來獲利與取樂。

但當女性、性／別少數與兒少為了各種原因（為了生存、受暴力威脅）而賣性時，社會卻又譴責這些結構下的受害者，把社會惡意營造的資源匱乏與道德淪喪之責任，全數加諸在受害者身上。就連受害者是遭受販運時，都還要質疑他們是否真的受害，還只是單純的「不檢點」。試著想想，若將此次受害者換作是男人，且是勞動奴隸的人口販運，有多少人會去探究他們的「自願」呢？為什麼是「勞動」不會，是「性」就會呢？這正顯示出社會性別歧視、譴責受害者的氛圍，將性暴力給「性感化」與「污名化」，認為只是單純的「不道德的性」，受害者也有不對的地方，而非是侵害受害者人權的行為。

如果真的要公布誰，亦或著譴責誰，為何不是公布與譴責「建立需求的人」與「從中牟利的人」呢？

歐洲議會委任的研究指出：「根據國家人口販運報告 （national Rapporteur on Human Trafficking），『在荷蘭，娼妓制度與人口販運之間始終有著顯而易見的關聯』。」。以及由英、德經濟學家領導的，關於150個國家的研究顯示了「娼妓制度合法化的尺度效應導致買性市場的擴張，增加了人口販運。」。性販運與娼妓制度的市場間存在密不可分的連結，特別是對性服務的需求加劇了性販運。

正是因為男人在父權資本社會中擁有過大的權力，男人為了滿足自身在性與經濟上的淫慾而建構了娼妓制度，才會必須將不少女性與性／別少數「被娼妓化」 （prostituted） ，也為此才會有這麼多弱勢女性、性／別少數與兒少遭受到性販運，而男人們卻在買賣被娼妓化者中得到性與經濟上的利益。

實行北歐模式（罰嫖不罰娼，嚴懲仲介）至少15年的瑞典，被抓到的嫖客除了會被處以罰金或是6個月刑期，並且公布其姓名。這不僅使社會對買性的需求與性販運明顯降低，也改變了社會對被娼妓化者的看法，認為他們不是「不檢點」的罪犯，而是結構下的弱勢者與受害者，甚至減低了對被娼妓化者的暴力。 因此，最該被批判的絕非這些被娼妓化者，而是那些掌握權力，並因淫慾驅使而喪心病狂的男人們，以及這整個父權資本社會結構。

（性別運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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