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平一／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
清代臺灣的漁業知識、技術和漁民生活的記載，皆出於士人之手。他們也許觀察到了許多漁民的日常生活，但卻不是以漁為生的人。來自典籍的傳統，支配了他們的寫作方式和他們對於漁業的認識。以「鯊」為例，1895年的《臺灣通志》如此描繪鯊魚：
鯊，《圖經》：鮫魚。今南人皆謂之魦魚；多食損目，大而長喙如鋸者，名胡沙。《述異記》：鮫人之室，泣而出珠。即此。小而皮粗者，曰白沙。凡鯊美在翅，又有一種黑白圈相間者，曰龍文沙；亦佳（《諸羅縣志》）。鯊魚胎生，為類不一，有白鯊、胡鯊、雙髻鯊、龍文鯊（《鳳山縣志》）。烏鯊大者數百觔，能食人。…鯊皆噬人。乞食鯊，皮可飾刀鞘；烏翅鯊、鋸仔鯊、鼠焐鯊、蛤婆鯊、油鯊、泥鰍鯊、青鯊、扁鯊皆鯊屬（《臺灣縣志》）。此海鯊也；與《詩》「鱨鯊」，《爾雅》「鯊鮀」之小魚別者（《噶瑪蘭廳志》）。《海族志》：以皮如沙得名。胡鯊，青色，大者丈餘，鼻如鋸。鮫魚皮可飾；虎鯊，頭凹有虎文；狗鯊，頭如狗；黃鯊好食百魚（《澎湖廳志》。謹案：張師正《倦遊錄》云：海魚之異者，黃魚化為鸚鵡；泡魚大者如斗，身有刺，化為豪豬；鯊魚之斑者，化為鹿。是鯊魚變鹿，昔人有其說矣！臺地在鹿，或謂為鯊魚所化，恐誠然）。
該志的作者在敘述鯊魚時，引用了許多以往的方志，如《諸羅縣志》、《鳳山縣志》、《臺灣縣志》、《噶瑪蘭廳志》、《澎湖廳志》等；而這些舊志，亦成於士人之手，其中又徵引了《圖經》、《述異記》、《海族志》、《爾雅》和《倦遊錄》等。在這一段有趣的記載中，我們讀到了「鯊魚胎生」這一較接近現代我們對鯊魚的認識。這一記載原出於郁永河的《裨海紀遊》：「庖人剖腹一小魚從中躍出，更得五、六頭；投水中，皆遊去。」是庖人經驗觀察的文本化，並再度收入其他文本。但1895年的《臺灣通志》也混雜了許多現代人難以理解的說法，如多食鯊有礙視力、鯊魚之斑者化為鹿，甚至說臺灣的鹿乃為鯊魚所化。這些同時並列的陳述，在引文中有相同的地位，作者沒有釐清這些陳述間的關係。對修志者而言，引自其他文本的敘事，構成了鯊魚的知識。這些文人的記述與漁民的在地知識有多少距離，現在已難斷定，但這卻是目前我們唯一能據以重建當時臺灣魚類知識的材料。
雖然以往臺灣的志書與私家記載留下了不少關於臺灣魚類的名稱，但這些魚名是在不同的知識分類架構下形成的。在中國傳統的分類架構下，我們目前所認知的水產屬於「魚」或「鱗、介」之屬。這些分類範疇與現代魚類的分類範疇無法完全對應。例如「鯪鯉」，即穿山甲，「蓋獸之類、非魚之類也，特其鱗色若鯉。鄉人謂之穿山甲，以其力大能穿穴故也。」雖然當時人知道穿山甲並非水產，但由於穿山甲有鱗，似魚，因此也算入鱗類，與魚並立。
在這樣的分類架構下，魚在文本中也沒有一定的身分。相同的魚會因不同的記載，而有不同的名稱。例如：
「近內山溪澗甚多，俗呼國姓魚，偽鄭至臺始有之。」（《淡水廳志》）。
竟亦有政治身分，在鄭成功之後才有。但「亦曰香魚，產於臺北溪中，而大嵙崁尤佳」。然而，這國姓「偽」魚通常又指虱目魚：
臺南沿海素以畜魚為業，其魚為麻薩末，番語也。或曰，延平入臺之時，泊舟安平，始見此魚，故又名國姓魚云。（《臺灣通史》）
且虱目魚狀亦類鯔：
麻虱目魚，塭中所產，夏秋盛出，狀類鯔，鱗細。鄭氏時，臺以為貴品（《諸羅縣志》）。
虱目魚卻不見養於嘉義以北：
麻薩末：清明之時，至鹿耳門網取魚苗，極小，僅見白點，飼於塭中，稍長，乃放之大塭，食以豚矢。或塭先曝乾，下茶粕乃入水，俾之生苔，則魚食之易大。至夏秋間，長約一尺，可取賣，入冬而止。小者畜之，明年較早上市。肉幼味美。臺南沿海均畜此魚，而鹽田所飼者尤佳。然魚苗雖取之鹿耳門，而海中未見。嘉義以北無有飼者，可謂臺南之特產，而漁業之大利也。 （《臺灣通史》）
從上述的記載看來，「桀魚」、「香魚」、「國姓魚」、「麻虱目魚」、「麻薩末」，除了其政治身分與鄭氏相關外，分布不同，是否為蓄養亦異，是否為同一魚，亦混淆不清。麻虱目也因秋季肉味不美，成為鄭氏亡國之先讖：
鄭經酷嗜麻虱目，臺人名之曰皇帝魚。夏初出，頗適口；及秋，則味帶酸而肉澀，宜乎鄭氏之不能久也。（《諸羅縣志》）
魚的分類不統一的現象也發生在「鯨魚」、「海翁」、「蜈魚」、「海豎」上。清代魚類知識並沒有任何統一的架構或機制可以整合不同來源的資料，各種魚都在其局部的脈絡有各自不同的意義。
以文人為主體的漁業知識記載方式，一直持續到清末。在沈同芳撰寫《中國漁業史》時，仍是依據文獻介紹水產。士人們只從他們自身的文化，論述臺灣的漁撈活動，不斷重覆的文本像滾雪球般地建構了他們對於臺灣漁撈活動的理解，並將這些活動置入士人所習以為常的宇宙和政治秩序。
十七世紀以降的臺灣歷史，也正是帝國逐漸將臺灣收編入帝國秩序的歷史。原來島上的住民，第一次感受到另類族群（漢人）和國家的壓力，而游離在海上的漁民，便猶如海上的風浪，時而平息，時而動蕩。士人的魚類與漁業知識多少程度上整合進了帝國進入臺灣的時程﹖抑或只是反映政治現實的載記﹖無論如何，作為方志編者與讀者的士人或官員，志書還是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它與臺灣相關的訊息。整個清代臺灣漁業的發展，便在這些時時流動的帝國日常秩序中。就像統治陸地一般，帝國對漁業活動的興趣不脫徵稅與治安，並為此而設立了相關的體制如鄭氏政權的「水餉」、「塭餉」，或是清代的「漁照」。
1895年甲午戰後，臺灣的主權從清帝國移轉給日本，這一次的政權轉移也同時開啟了臺灣漁業史的新頁，所有的魚進入了另由西方人林奈（Carl Linnaeus, 1707-1778）建構的現代生物學統一分類，而有了單一的身分。魚除了在局部性的知識體系中有其意義外，它們成了世界性科學知識體系的一部份。以往稱為「鯊」的魚類，新統治者沿用中文的舊名「鮫」，但各種「鮫」則由一個拉丁文屬名和種名構成新名。新的命名法，解決了舊分類學中，尤其是本草傳統中，名實難相符的問題。學者透過經由一定的程序，比對西方知識中心的標本，為魚命名，也以此一特定名稱，建立和其標準化的相關知識，和其他的學者交流。臺灣不但進入了一個性質和清朝大不相同的新帝國；臺灣的魚也因為這個新帝國不同的知識形構，而進入了一個新世界。
以鯊為例，清代文獻中對鯊形態的描述只有：「大而長喙如鋸……鯊魚胎生，為類不一。」，並謂「鯊美在翅」，甚至可轉化為鹿。到了日治時代的臺灣「鯊」被整編入Plagiostomia目，其下又分兩亞目，十九科。隨著在分類表中往種的方向移動，各鯊的特殊性狀記載也越詳細。以虎鯊為例，在清代士人的記載中只有：「頭斑如虎，齒迅利，噬人手足立斷。」（臺海使槎錄） 但到了日治時代，則對虎鯊有極為詳細的生物學描述。在日人的記載中，虎鯊學名Orectolobus barbatus，和名不詳，顯示這不是日本海域常見的魚，而是到了臺灣以後，才出現在日本人知識視野中的物種，因此調查者給了它一個暫時的名稱「クモハダオオセ」或簡稱為「オオセ」，其形態學的詳述，則書之以日文。今譯如下：
體型扁平，頭及吻部寬平，嘴在前端。眼後上方有乳狀突起。鼻鬚長，中央分成兩叉。上唇兩側有皮質突起三枚，但無分叉。從嘴角附近到這些突起後面，有四個皮質突起。其中第一和最後一枚突起分成兩叉。更後面的頭兩側，有兩個具一至兩個缺刻的皮質突起。
齒細而長，稍側偏，邊緣平滑，底部沒有突起。
第一背鰭的前端在腹鰭底部的後上方，呈不規則的四邊形。第二背鰭到第一背鰭的距離，比第一背鰭的底部稍大。
第二背鰭比第一背鰭稍小。胸鰭稍大，其大小是是胸鰭到背鰭的五分之三。
體褐色，有許多不規則白斑點，腹部色白，噴水孔後端有白斑。
產地 南中國海、拖網的漁獲物。身價較高，可做成美味的生魚片。
一尾虎鯊外觀之測量表：
全 長 807 （mm）
體 長 644
嘴端至 臀 鰭 的距離 590
嘴端至第二背鰭的距離 513
嘴端至第一背鰭的距離 380
嘴端至 胸 鰭 的距離 342
相較於清代文獻中的只示警虎鯊之危險，以上的描述是科學式仔細觀察的實測資料，敘事的焦點在於讓讀者從記錄中，了解虎鯊的一般形態。日本的調查者不但使用文字，也使用攝影，讓虎鯊能如實地傳達到讀者眼中。調查的目的相當實際：為了理解漁業資源。在清代危險的虎鯊彷彿被殖民者馴化為「生魚片」。
然而，這並不意味著這些科學的描述已完全取代了傳統臺灣漁民的在地知識。在上文有關虎鯊的描述中，除了學名以外，還有臺灣名稱為「虎鯊」和「ホー スアー」。殖民者用他們自己的語言，拼出虎鯊的臺灣名字，聯結了在世界水產專家中流傳的知識和在地知識。這些記錄是總督府轄下的「臺灣水產會」之「技手」「中村廣司」所調查而產生的報告。科學知識是一群在新殖民體制下，為了執行國家所交代的水產任務，進駐到臺灣的水產科技人員所生產和流傳。藉由水產技術人員和殖民體制，這些科學知識加諸在臺灣漁民原有的土著知識和士人記載之上；猶如新的殖民體制加諸在臺灣這塊土地上一般。殖民者扮演著知識的中介，聯結來自不同出處的知識，從知識生產的網路節點，他們控制運用和生產知識的權力，以之探勘和榨取殖民地上的資源。
知識生產和流傳的體制的差異表徵日、清兩帝國實質漁業建制上的不同。從1896年開始，總督府便有水產統計資料。在總督府和各州、廳中也開始有專職負責處理水產事宜的單位，以便統整不同的資訊，作為擬定政策的參考。殖民政府亦開始介入水產增產、冷藏、運銷等問題；二次大戰時則開始了水產統制。伴隨著這一發展則是臺灣水產體制的建立、各種漁撈技術的引進及改良、漁港的興建、水產法規的頒布和水產研究及教育。與水產相關的調查、研究、統計、刊物成為支持臺灣總督府探取水產資源的支柱；而總督府則透過各式各樣的制度設計支援知識生產和流傳。
知識記載方式的改變，以及各種知識記載所形成的水產知識結構，象徵著這塊土地的新統治者和滿大人之間的差異：知識形態的改變訴說著建立在各式制度上，權力配置方式的治術變遷。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歷史學柑仔店】記魚：臺灣知識史上的小插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