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斌洲／國立臺灣大學政治所博士
一、烏克蘭的族裔問題
2014年5月21日，英國媒體報導，英國王儲查爾斯（Prince Charles）近日訪問加拿大一間移民博物館時，告訴一位在二戰期間希特勒佔領波蘭前，就從波蘭逃至加拿大的移民：過去希特勒侵佔歐洲許多國家的作為與當前俄國總統普廷（Vladimir Putin）的作為頗為相似1。查爾斯王儲所說的，顯然是指2014年3月俄國以捍衛克里米亞民主為由，讓克里米亞透過公投併入俄羅斯聯邦。而這段將普廷政權類比為納粹政權的說辭，亦在相當程度上顯示出美國和歐盟國家對於俄國的擔憂。因為，對西方國家來說，「俄羅斯民族主義的幽靈」正在俄國周邊國家盤旋徘徊著。
烏克蘭自從1991年脫離蘇聯獨立後，境內仍存在許多俄裔人口。近半年來的烏克蘭政治危機，除了與地緣政治、經濟、憲政體制問題有關，族裔問題亦不可忽略。烏克蘭這場政治危機的背後正表明，族裔問題與俄羅斯式民族主義復興之間的緊密關係。而這種民族主義的復興，正是常常被許多威權國家統治者拿來作為拒絕保障基本公民權利、落實公平選舉的藉口。
深藍色的區塊為俄裔人口超過全部人口50%的省分，淺藍色的區塊為俄裔人口不足全部人口10%的省分。此圖顯示出，烏克蘭東部省分為俄裔人口占多數的地區，西部則以烏克蘭裔為主。（圖：http://www.kyivpost.com/opinion/op-ed/language-law-liberal-rhetoric-radical-agenda-311915.html）
深藍色為亞努科維奇（Viktor Yanukovych）得票超過有效票70%的省份，淺藍色則為其得票介於50-69%的省分。深紅色為季莫申科（Yulia Tymoshenko）得票超過有效票70%的省份，淺紅色則為其得票介於50-69%的省分。此圖顯示出，雅努科維契的優勢選區為東部以俄裔為主的省分，季莫申科則在西部烏克蘭裔省分有得票優勢。此得票分布大致和族裔分布狀態相吻合。（圖：http://news.bbc.co.uk/2/hi/europe/8503177.stm）
從烏克蘭族裔分佈的狀態來看，已遭國會解職的前烏克蘭總統亞努科維奇（Viktor Yanukovych）在2010年的總統大選當中，得票優勢地區主要在以俄裔為主的東部省分；西部省分則是政敵季莫申科（Yulia Tymoshenko）的優勢選區。從上面兩張圖可以明顯看出，這兩位總統候選人的優勢得票區和族裔分布的狀況大致吻合。值得一提的是，三月發生危機的克里米亞自治共和國，俄裔人口占總人口的58%，烏克蘭裔人口占24％，至於韃靼人則占12%。然而，今年三月公投的結果卻是97%的有效票贊成克里米亞脫離烏克蘭，加入俄國。這樣的投票結果，並無法單純地以族裔因素加以解釋，因為在這之外，經濟因素和地緣政治因素也是構成該自治區的許多居民支持俄國的重要原因。克里米亞是俄羅斯通往歐洲的捷徑及控制黑海的要道，同時，俄羅斯的天然氣管線也必須由此通往歐陸。就此而言，即使是烏克蘭裔的居民，在經濟和地緣因素考量下，也可能會支持加入俄羅斯。
二、所謂的俄式「主權民主」（sovereignty democracy）
事實上，從2013年11月至2014年2月於烏克蘭獨立廣場發生的群眾運動，正是烏克蘭人民的對前總統雅努科維契不尊重烏克蘭民主體制所引發的結果。2004年，橘色革命爆發前，當時的總統庫奇瑪（Leonid Kuchma）因意識到政敵尤申科（Viktor Yushchenko）有可能會選上總統，遂將憲法修正為「總理總統制」（權力重心偏向議會的半總統制）。可是，到了2010年，當亞努科維奇當選總統後，卻又利用政治干預司法的手段，宣布2004年的憲法修正案違憲，並將憲政體制改回「總統國會制」（權力重心偏向總統的半總統制）。此外，亞努科維奇亦運用政治手段，迫使政敵季莫申科入獄。國際非政府組織「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在2013年對烏克蘭的評比指出，亞努科維奇執政期間，壓制政敵、設置選舉委員會、強化對司法和媒體的控制，凡此種種都顯示出，烏克蘭的民主體制並不健全2。以政治學的術語來說，這並不是完整的民主政體，而是屬於「競爭式的威權政體」（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ism）以及「非自由的民主政體」（illiberal democracy）。
亞努科維奇在烏克蘭的政治運作模式，走的其實是俄國總統普廷的路徑。俄國在「自由之家」的評比中，是「不自由」的國家，自由度比烏克蘭更低。俄羅斯在普廷擔任領導人以來（依序是總理、總統、總理、總統，普廷在哪裡，權力重心就在哪裡），就開始壓制俄國國內的公民自由。而當他的統治方式遭到西方批評時，卻又立刻以「俄國政治不受外國勢力干涉」、「俄國有自己的民主模式」作為回應。這樣的論調具體展現出了近年來俄國政壇盛行的「主權民主」（sovereign democracy）。
何謂「主權民主」？用普廷自己的話來說，「主權」與「民主」兩者不可混為一談。「主權」指的是一個國家在國際上的地位與重要性，而「民主」則是一種管理和組織社會的方法。從普廷對於民主的定義來看，他把民主理解為一種集體的概念，強調的是統治者作為主體，來進行主動的管理，而不是立基於以人民為主體，來進行政府和人民之間的協商。以這種概念為基礎的施政，是從統治者的思維出發，而非人民的角度。而他將「主權」和「民主」兩個字放在一起，更顯示出他的民主觀念是以「集體的主權」為原則。也就是說，國家是可以用「團結一致對外」為理由，犧牲掉個人的自由。
俄羅斯總統普廷。（圖：法新社）
美國耶魯大學歷史系教授Timothy Snyder於今年2月在《紐約書評》（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發表的文章〈法西斯主義、俄羅斯與烏克蘭〉3，同樣指出，俄國政治近年來不僅有走向法西斯式獨裁的傾向，甚至還試圖將這個趨勢推向周邊國家。烏克蘭作為俄羅斯的鄰國，當然直接受到波及。Snyder在文中指出，烏克蘭人民在首都獨立廣場抗議的事件，可被視為是歐盟和「歐亞聯盟」（Eurasian Union）在政治理念上對立和衝突的具體化。歐亞聯盟是俄羅斯總統普廷這幾年一直在倡議的理念：企圖透過吸收前蘇聯瓦解後獨立的國家，仿效歐盟制度，成立一個跨越歐亞的超國家組織。他預計在2015年成立「歐亞經濟聯盟」，目前成員已有俄羅斯、哈薩克和白俄羅斯，而烏克蘭也是俄羅斯努力爭取的對象。雖然這個正在成形中的歐亞聯盟表面上是模仿歐盟，但若從本質來看，其所強調的是經濟和軍事上的合作，而不像歐盟，要求成員國必須在人權和民主上符合一定的標準。
美國歷史學者Timothy Snyder（By Bundestagsfraktion Bündnis 90/Die Grünen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ndex.php?curid=61232711）
Snyder在文中亦指出，歐亞聯盟這種意識形態的思想，主要源自於俄國政治學者杜金（Aleksandr Dugin）。杜金是當前俄國保守主義意識型態的重要推手，認為應該重振昔日帝俄時期的民族光榮，是以他的政治主張除了找回前蘇聯時期的布爾什維克意識型態外，也結合了法西斯主義這面標舉國家權威的大旗。杜金在2001年首次提出「國家布爾什維克主義」（National Bolshevism），鼓吹當前俄國應該結合法西斯主義和史達林主義的路線。但事實上，早在1997年，他就已在自己的著作中，採用二次大戰期間對納粹意識型態有重要影響的德國公法學者施密特（Carl Schmitt）的政治理念。而施密特的主要觀點，正在於批判以自由主義為基石的民主制度。施密特認為這種民主制度無法解決國家的危機，強調應以敵我來劃分不同的政治群體，並以國家作為劃分敵我的主要行動者。Snyder認為這種理念不僅成為歐亞聯盟的意識型態基礎，亦成為普廷政權所推廣的「主權民主」的重要理論依據。
在近代西方歷史上，許多政治勢力都會以民主的捍衛者自居。然而，「民主」卻可以從兩種不同的理路來加以詮釋：一種是強調國家或人民整體至上的「集體民主」（collective democracy），另一種則是強調以個人權利為核心價值的「自由民主」（liberal democracy）。集體民主在西方思想的根源，來自於盧梭（Jean-Jacque Rousseau），這種民主觀念強調人們的決定必須遵循單一的「普遍意志」（general will）。在普遍意志之下，當一個人發現他的個人意志和整體意志不一致時，「那就只能證明這個人錯了」。因此，普遍意志會產生一種以集體壓抑個體的傾向。而在盧梭的原始理論當中，這種普遍意志又是以民族精神作為預設前提。於是，在現實的政治當中，這種理論就非常容易被拿來證成強調國家至上的民族主義，或是強調人民民主的階級理論。相對於此，自由民主的理論一般會以洛克（John Locke）作為理論奠基者，從個人的生命、自由、財產等自然權利的概念出發，去構思一個政府的必要性。在這樣的理路之下，政府只是用來保障個人權利的工具，政府的正當性是以被治者的同意作為基礎。
然而，必須澄清的是，盧梭式民主並非沒有主張政府的正當性基礎來自人民，關鍵的差異在於，盧梭式集體民主的理念有一種以群體壓制個人的「傾向」。而想要強化統治權威的政治人物往往便利用這個空隙趁虛而入，打著民主的旗號，卻行壓制人權之實。俄國所強調的「主權民主」，便是藉由這種集體民主的理念，企圖擴大國家統治權威，限縮個人自由的空間。在此情況下，任何強調要落實基本人權的聲音，都容易被斥為是西方國家用它們自身文化情境發展出來的人權和民主價值，使其成為「普世價值」。於是，這種「主權民主」的論調常會走向「文化相對論」的預設，擁護它的人會說：我們不需要西方文化發展出來的人權和民主等價值，在我們的國家或文化，僅適用一種屬於「具有我國特色的民主」。這種論調常出現在現在許多經濟績效表現不差的威權國家的政治菁英或知識菁英的談話或論述當中。相信這種論調的人常受到掌權者的利用而不自知，卻仍虛幻地自以為活在一個幸福美好的世界。
三、反對「普世價值」的聲浪應該如何面對？
當代自由民主正面臨著一股充滿危機的逆流，這股逆流背後最大的動力正是強調民族特殊性或民族尊榮的民族主義。民族主義以一種集體主義的力量，企圖牢牢抓住世界許多地方人民的心靈，透過滿足個人內在被深沈壓抑的欲望，讓在個人層次無法獲得滿足的私欲，可以藉由國家力量的實踐，以得到全然的解放。
二十世紀美國知名的新教神學家和公共知識份子尼布爾（Reinhold Niebuhr），曾在其名作《道德的人與不道德的社會》（Moral Man and Immoral Society）一書中，探討以下問題：為什麼在個人的層次可以展現出來的道德，在社會或國家的層次卻經常無法展現出來？用他的書名來說的話，就是：為什麼個人可以做出具有道德理想的行動，群體或社會卻很難如此？
美國新教神學家尼布爾（Reinhold Niebuhr）及其著作《道德的人與不道德的社會》（Moral Man and Immoral Society）（圖：http://www.barnesandnoble.com/w/moral-man-and-immoral-society-reinhold-niebuhr/1117248030?ean=9780664235390）
尼布爾在這本書中，犀利地指出，在個人的層次上，由於受到國家法律的約束，一個人的罪性（sinfulness）往往不太容易顯現出來。因此，社會中的個人所表現出來的，常是具有理性自制以及道德理想的行動。然而，在國家的層次上，卻大不相同。由於國際社會經常缺乏真正有效的仲裁者，因此，作為行動者的國家往往能夠基於國家利益，要求個人為國家的光榮獻身。尼布爾敏銳地觀察到，在個人身上，自私雖然會受到理性壓制，但這種受到壓抑的自私並不會憑空消失，而會投射到愛國主義的層次，好讓這種壓抑的情緒奔瀉出來。簡單來說，尼布爾認為個人層次的自私在民族主義的召喚下，看似化作無私，但實際上卻是以替代的形式展現出來，這種無私成為個人所歸屬的民族用來與其他民族鬥爭的工具。尼布爾思想成形的年代，正好是右翼法西斯政權於歐洲囂張跋扈的年代，他所提出的這些觀察和警語，更讓我們對重新在俄國周邊徘徊的法西斯幽靈不得不感到戒慎恐懼。
民族主義本來是一個國家強化集體認同的重要基礎，但當民族主義以召喚個人獻身的姿態出現時，便會要求人民犧牲個人的自主性。走到極端之後，更常會成為泯滅人性的政治行動。我們必須謹慎面對這種很可能被統治者用來遂行己志的民族主義，因為二次大戰期間的極權主義國家，無論是左翼的蘇聯政權或右翼的法西斯和納粹政權，都是以這種形式出現的。
由此來看，我們該如何面對這種強調文化特殊性、試圖抗拒普世價值的論調呢？二十世紀英國思想家以撒．柏林（Isaiah Berlin）或許可以提供我們一些思考。在《人性的曲木》（The Crooked Timber of Humanity）一書中，柏林針對人類多元價值是否可找到共同的基礎作了詳細的探討。他在書中承認，不同的文化在其獨特的歷史情境中，必然會發展出極為不同的文化和價值體系。然而，這並不意味著不同文化之間沒有對話並找到共同基礎的可能。柏林認為，在人類漫長的歷史過程裡，不同的社會文化即便有衝突，但在大多數的社會文化當中，我們仍然可以找出一些共同的價值。他稱這些共同價值為「人類生活的底線」（minimum），「沒有它，眾多社會都不可能存續下去」。
英國思想家柏林（Isaiah Berlin）及其著作《人性的曲木》（The Crooked Timber of Humanity） （圖：https://kamatiam.org/wp-content/uploads/2014/05/cthUK-big.jpg）
柏林的想法很簡單，就是沒什麼比人性的關懷更為重要。即使是不同文化體系下的價值觀，應該都會相信：人類在群體生活中的所有行動，都必須符合人性，都必須能讓人免於恐懼地生活。而在這種情形下，又有誰會接受統治者以國家光榮之名，對外發動戰爭，或進行軍事威脅呢？又有誰會相信統治者可以用顛覆國家政權的罪名，隨意逮捕並刑求異議人士呢？又有誰會願意見到統治者漠視貧窮問題，繼續允許官僚資本主義繼續掠奪社會的資源呢？如果我們從人性的角度出發，便能夠超越「在地價值vs.普世價值」和「本地vs.西方」這種二元對立格局的迷思，並且不被統治利益集團的修辭迷惑。
註：
1. “Prince Charles ‘compared Russian actions to Nazis,” BBC News, May 21, 2014,
2.“Ukraine,” Freedom House, 2014,
3.Timothy Snyder, “Fascism, Russia, and Ukraine,”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March 20, 2014,
4. Reinhold Niebuhr, Moral Man and Immoral Society: A Study in Ethics and Politics （New York: Clarendon Society, 1932）, 93-94.
5. Isaiah Berlin, The Crooked Timber of Humanity: Chapters in the History of Ideas （New York: Knopf, 1991）, 17-18.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歷史學柑仔店】廖斌洲 : 從當前烏克蘭危機談俄式「主權民主」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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