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之有物 │中央研究院
田野研究是人類學最重要的工具
人類學家為什麼要做田野考查?他們從田野看見了什麼? 1990 年代起,劉斐玟走訪中國湖南,投入女書田野。她參與拍攝紀錄片、蒐集歌謠故事,還與女書傳人結拜為姊妹!本文專訪中研院民族所研究員劉斐玟,看見人類學家如何挖掘文化背後的動人故事。
「女書版」梁祝很十八禁?!
女書,世界唯一的女性文字,神祕流傳數百年,直到 1982 年首度被發現。
「那時候我正在美國念書,興奮地請朋友帶一本女書來。打開一看,」劉斐玟笑著描述當時的心情:「哇!我的老天!」
《梁祝》的故事人人都聽過,但「女書版」《梁祝》想必沒幾人知道──裡頭描述祝英台洗澡的場景,畫面赤裸裸、用字單刀直入,內容非常十八禁!劉斐玟眼睛一亮,覺得太有意思了,這是過去從沒看過的文化觀點。
數百年來,女書默默流傳在中國湖南省江永縣,只有女子使用。她們彼此用女書吟唱訴苦、結交姊妹,寫在摺扇、繡在花帶,親密分享女人專用的創作符碼。
「女書由婦女自己書寫,不是任何史家的紀錄,那我們是不是能從中看見婦女的觀點與聲音?」
劉斐玟越研究越好奇。她收拾行囊、千里迢迢前往江永,尋找當時僅存的自然傳人陽煥宜老太太。自此,展開她的女書田野之旅。
女書的存在與消失,其實都脫離不了時代性。舊時,女子不能上學,認不得漢字,她們只能以女書共享情誼、創作抒發,代代傳承。但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女書被貼上「妖書」、「妖字」的標籤,文本大量銷毀;再後來,隨著女性識字率提升,女子也不再學女書了。
可以說,女書是珍貴的「文化遺產」,在它凋零的最後一刻終於被發現。
「啊?為什麼答案完全不同?」後來我才明白,那句方言可以表示「沒有」或「沒了」。當時天天有人登門採訪,她已經熟知「套路」,只要回答「有」大家就會再追問「姊妹在哪?」(但她們都過世了),陽煥宜索性一次回答兩個問題。
這個田野初體驗是一次震撼教育。一是語言隔閡的問題,另一方面也讓我重新思考:如果田野對象有了公式化反應,人類學家該怎麼找到未曾被看見的文化?
我決定另起爐灶,轉往很少人去的河淵村。
「這是人類學家的田野挑戰:既要跨越各種差異「進入」異文化,但是又得「超越」當下的訪談。」
我和何豔新、龍玉每天一塊聊天、唱歌,無話不談,非常投緣。有天她們說:我們三個結拜為姊妹吧!我便一口答應。
後來我回美國寫論文,有天聽說湖南又發現了一位自然傳人名叫何豔新,簡直無法置信!「朝夕相處的結拜姊妹會女書,我竟然被蒙在鼓裡?」「她明明知道我在研究女書,為什麼不肯告訴我?!」
我內心盤旋著太多疑問,非常錯愕、不解,也很受傷,儘管重回江永幾次,始終鼓不起勇氣開口問她。
直到 2009 年我們約在北京聚會,那天,她才告訴我:「你來那時候,我日子過得很好,不想去回想那些傷心。」然後何豔新收起笑臉,很認真地說:女書是很傷心的,你知道嗎?太傷心了!
認識何豔新很多年後,她說起一段故事。
她的外婆寫得一手好女書,常幫人代筆三朝書(陪嫁女書),寫著寫著就哭了起來,有次眼淚把整本書都浸溼了。小何豔新不懂,問外婆為什麼哭?外婆對她說:「哎,寫這些字就是苦的,受了很多苦才寫下來,一寫就掉淚。」
何豔新隱瞞會女書,讓我強烈感受到那種傷心。她的「不說」,其實更深刻「說」盡了女書的苦。婦女用女書訴可憐,「可憐」不是單純的名詞、形容詞,而是真正刻鑿在她們生命裡的悲苦。
這也是為什麼我投入田野二十多年。她們一輩子的生命情感,不是三言兩語的訪談就能說盡,人類學家必須一點一點挖掘、察覺、拼湊出那些生命情境。
1993 年,我結束我的第一次江永田野,沒兩年,何豔新的丈夫住院。在醫院,生死只是一瞬,她想到老伴隨時會離世、家裡沒錢供孩子讀書,又再憶起自己一生孤苦,悲從中來,終於拿起紙筆寫女書。她一邊寫一邊掉淚,鄰床的家屬也跟著哭,何豔新說:
農村婦女就是這樣,別人難過我們就陪她掉淚,讓你知道自己不是孤單的。
這就是女書對她們的意義。當人生遇到苦難,她們藉著女書傾訴、悲嘆,說自己的苦,也說別人的苦,互相陪伴度過。能說出來就是好的。那些痛苦經過創作、釋放、被聆聽,會轉化成另一種情感能量。除了苦,還有自己掙扎走過的那份價值感。
女書提供了一個場域,讓這些婦女能在困境中找到生命力量,這是女書很珍貴的價值。
農村女子以女書「自訴可憐」,傾訴底層女性的飄零。她們透過女書宣洩、寄託,相互支持,女書不僅僅是文字系統,更是農村婦女的生命刻痕。對我來說,這些生命情境是最有價值、最有意義的部分。
「以人類學方式做田野,把當地文化、婦女情感、生命史交融在一起,很不容易,但這是女書對我最大的意義。」
二十多年了,我還在研究女書⋯⋯
1982 年至今,多數到江永採集女書的學者研究發表後便離開,劉斐玟卻幾乎每年都會重回田野場域。一度,何豔新擔憂地安慰她:「小劉,你是不是研究做不出來?你放心,我們是姊妹,我一定幫你!」讓她既感動又哭笑不得。
對她而言,女書凝結了無數婦女的一生,只有一點一滴不斷摸索,才可能拼築出那些濃稠的情感與生命史,而那正是女書的重量。
當女書因為時代需求,逐漸走向觀光化、藝術化,劉斐玟能理解,但也更希望傳統女書的價值,不因此而被掩蓋抹去。把傳統女書對傳統農村婦女的真正意義記錄下來,作為一種史觀,便是她的使命。談起研究歷程,劉斐玟說:
「人類學家做田野是沒有結束的一天。這些婦女的生命仍在開展,我、她們對女書的體悟、感觸、意義也不斷不斷疊加中。」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故事 她走入湖南鄉間研究,還與當地婦女結拜,沒想到她們就是她尋找已久的女書傳人──人類學家的女書生命史探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