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信諭
去年的這時期佔領運動期間，我身處在運動中非常邊緣的位置。嚴格說起來，身為高雄人，在一開始佔領運動風起雲湧時，許多在地朋友搭上了夜行巴士北上聲援，但我卻因私事無法北上。當時選擇留在高雄，最後意外地和一群夥伴們撐起在中央公園的講座，一直到台北退出議場時才跟著轉型為「南民思潮」，轉以讀書會的形式凝聚夥伴。而後和高雄小蜜蜂合作，一直到現在的共籌組的「蜂潮再起」，在反核遊行或菜市場都有他們發傳單倡議的身影。
位處南方，加上成員多數非社運老面孔、也非過去有學運的經驗，讓我這次和這些夥伴的合作下，有著相當可貴的經驗。多數的夥伴是因為媒體報導衝進立法院而備受鼓舞，想要找到一個可以付出一份心力的地方。剛開始的講座形式，我們每天為了倡議「反服貿」下疲於奔命，不光是找哪位老師教授來談、或是安排節目電影可以讓參與者了解一些台灣目前遭受的問題，甚至找尋器材、去夜市宣傳，我們幾乎在時間壓力下，趕著要把每天像電視台一樣生出「精彩」的節目。過程中，有很多來了一兩天的夥伴不曾再來幫忙，很可惜的是也無法知道他們的聯絡方式。
結束中央公園的講座後，我們轉以讀書會的形式，當時因自經區的議題還尚未被廣泛討論，加上黃昭順媲美張慶忠的藐視國會，我們決定在這段期間大家一起研究自經區，現在回想起來這或許是一個錯誤的決定；加上在整個組織中後期，每個人來自各個行業，有著不同的生命經驗，人與人的摩擦和相處不合的問題開始浮現，一些鬥爭並非對於理念路線策略上的辯爭，而是流於私人情感的看不順眼。剛開始時我盡量避免捲入紛爭，但後發現造成關係破裂時已來不及也疲於奔命，無法挽救彼此的關係。最後，組織的一些夥伴出走，另有一些夥伴和高雄小蜜蜂共同再運作「蜂潮再起」。
回顧這段期間，我嘗試以自身經歷出發，去檢視在這段時間內我們的運動模式是否有什麼可以改進？一開始疲於奔命的講座模式，使得我和夥伴們大量動員在這樣的節目，卻無法開啟我們之間的對話，無法真正的去了解來自不同社會結構的每個夥伴。我們沒有時間聊彼此在結構中的壓迫（或許我連他位在哪個結構中都不知道），也沒辦法聊對於國家社會的藍圖，於是，在這樣的過程，似乎喪失很多可以發掘的潛能。運動中，無可避免的，有組織者的角色，相對就有參與者角色，但能否在每次短暫高潮式動員的過程中去引導出參與者往組織者方向前進，我想應該是從這次過程中學到的經驗吧。
在高張力和壓力的情勢下，時間那麼緊湊精神上的疲累，其實這是很困難的事情，而且畢竟每個人生長環境和經歷都不同，感受到的壓迫和個人反抗意識也多所不同，而且多數的人在整個人生過程中始終也是扮演著被動的角色，更是難上加難。如果在台北退出議場，如果我們不要這麼快投入自經區的讀書會，如果在剛開始講座時就已經意識到這樣的問題，改先以認識每位夥伴來自社會的哪個角色，以及他所在的結構中的壓迫，比方說學生的學權和校園空間／民主，比方說工程師的血汗工作環境以及工會問題，或許與生命的連結更為強烈，能夠激起討論、對話、共同想像的空間也會更寬廣。
我想，不這麼做，常看到的是，他們不斷被情感高潮式的動員後，因失去對議題深切的感受（我想服貿對多數人來說仍然是非常遙遠的），最後就開始流於私人情感的情誼。或回到現實生活中的角色，感受到現實的衝擊和矛盾，最終常常會變成很cynical的虛無主義者，對任何事情都看不順眼，卻無法找到一個宣洩（反抗）的出口，或躲在小圈圈內集體自慰。這是我認為的另一種「深耕政治」的重要性，也就是找出每位參與者的「組織者自覺」，讓他們回到現實的角色時，運用這段時間的經驗和知識，積極地找出在原屬結構中同樣受壓迫的人，經由討論和理解冀望的藍圖和達到目標的策略，最終付諸行動。
當然這是一條漫長的道路，侷限相當的多，取決結構下個人的能動性和反抗意識。但至少，我們可以清楚地了解自己可以做什麼不能做什麼，而不會困在小圈圈中取暖掙扎，卻毫無實踐的目標，最終被現實巨獸折磨吞噬殆盡。
（前基進側翼高雄市議員參選人）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開放民進黨：陳信諭 318之後—從自身高雄反服貿的經驗與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