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拓梓
台灣人一直對外國大師講的話特別有感，不論大師的專長是什麼，只要跟政治、社會有關的，來台灣都不免要被迫發表一下對兩岸關係或者民主政治的意見。甫過世的民族主義大師Benedict Anderson，就曾經意外捲入了台灣爭辯中的民族主義政治的爭辯之中。
Benedict Anderson與他的著作《想像的共同體》。（http://scroll.in/）
那大約是2000年左右的事，當時台灣剛剛完成第一次政黨輪替，未過半當選的新總統還沒有上任，台灣民族主義正在崛起，而盤踞主流多年的中國民族主義正在褪色。Anderson就是在此時拜訪台灣。
就在前一年，他的名著《想像的共同體》中文譯本剛剛發行，在學術界引起熱烈的討論。那時我大學三年級，對學術充滿熱情，正因為修了「民族主義」課程，生吞活剝地讀了Eric Hobsbawm、Ernst Gellner的作品，並且從閱讀中認識了提出「以自由主義為基底的民族主義」見解的新銳學者江宜樺。Anderson來台灣，我就像追星族一樣，逞強地用自己破爛的英文，追著他的演講，並且想從其中找到台灣。
Anderson是第一個用非歐洲的觀點來思考民族主義的西方學者，他從居留美洲的克里奧人，與印刷資本主義的發達，娓娓道來民族主義的發展。從他的筆下可以感受到他對「多元」的尊敬，也可以看見他對同為「建構論」的Gellner西方觀點的反省。
Anderson是第一個用非歐洲的觀點來思考民族主義的西方學者，他從居留美洲的克里奧人，與印刷資本主義的發達，娓娓道來民族主義的發展。（www.thedailybeast.com）
我記得當時許多人，因為《想像的共同體》中譯本的出版，而終於搞懂了不能光用書名隨便批評，因為Anderson認為，「發明」（invention）、「捏造和虛假」（fabrication and falsity）、「想像與創造」（imagining and creation）是不一樣的概念。他的「建構論」主張，對長期被框限在「民族是由於自然力造成的，國家是武力造成的」的台灣主流價值，提出了有力的批判。
Anderson的著作，讓擺脫血緣論的台派民族主義者振奮，也對當時正在衰退的中國民族主義造成了威脅，引起了許多人的不滿。中國民族主義者認為Anderson的民族建構論給了台獨理由，讓台灣變成他理論的實驗場。當時台灣的政治環境，確實是台灣認同快速成長的幾年，到了2004年，在執政黨與在野黨焦土對抗的情境中，台灣民族主義與中國民族主義面臨了一觸即發的對決。
Benedict Anderson的弟弟「新左評論」編輯Perry Anderson於2004年受邀來台灣訪問。（http://www.threeessays.com/）
為了幫Benedict Anderson消毒，許多自詡為左派的中國認同者，在2004年邀請了他弟弟，「新左評論」的編輯Perry Anderson來台灣訪問。Perry Anderson是國際知名的左派學者，經典作品《絕對主義國家的起源》，也算是政治社會學必讀的著作之一。但Perry來到台灣，因為和許多自以為左派，其實不是左派的人鬼混，而產生了認識論的「同溫層」現象。對台灣當時崛起的民族主義與選舉，提出了相當的批判，與獨派支持的哥哥有了理論的兄弟鬩牆感覺。
同樣在那幾年，還有很多外國大師也來台灣拜訪，比如研究民主的John Dunn也來到台灣，和當時已經很有名且大受歡迎的自由主義學者江宜樺，交換了許多對民主的意見，導致後來他寫的「為什麼要民主」一書中，有許多對台灣片面而不知所云的認識。如果他未來還有機會再遇到江宜樺，不知道心中作何感想。
這些大師的經驗告訴我們，作為一位學者，可以有機會找到理論實踐的所在，當然是很興奮的事，但如果對歷史脈絡認識不清，誤信損友，就可能在自以為實踐理論的同時貽笑大方。飯不能亂吃，朋友不能亂交，這話不只對政治人物有效，也對專家學者有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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