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媒體被視為社會的主要亂源，洵非無的放矢，空穴來風，最近一項調查結果充分印證了民眾的觀感。據新聞公害防治基金會日前發表的報紙觀察報告指出，今年八、九月各主要報紙的「烏龍新聞」高達二十則，比六、七月的十五則還多。檢視這些烏龍新聞多以政治性質為主，其報導的節奏與情節發展，更與特定團體所發動的政治運動若合符節，顯有助勢吹捧，相互呼應之嫌，新聞媒體淪為政治幫凶，實乃專業與倫理的墮落，為公民社會亮起動盪不安的紅燈，有識之士不能忽視此一可怕的現象。
其實，儘管在野黨一再指控政府打壓新聞媒體，但最近法國「無疆界記者組織」的「全球新聞自由指數」年度評比，卻肯定去年台灣的新聞自由排名世界第四十三名，不但比前年的五十一名進步，甚至超越美國與日本，顯見台灣並不缺乏新聞自由。反諷的是，在另一項調查中，台灣媒體受信賴的程度為亞太最低者。此一矛盾現象顯示了一個事實，此即台灣媒體的弊病不在缺乏新聞自由，而在自由太多，卻不重視新聞的專業與倫理，以致戕害了新聞的公信力。然則，台灣新聞媒體之專業倫理淪喪，亦非台灣欠缺媒體專業人才，而是太多的新聞媒體與工作者囿於特定的意識形態與政治立場，無法堅持職業道德，違背知識份子的良知所致。
媒體的職責，首先是監督政府的施政，其次在揭發隱藏於社會陰暗角落的不公不義之事。而媒體固然為天生的在野黨，然在批判弊端、惡政之餘，亦有表揚人性光明面的責任，隱惡揚善為傳統的鄉愿作風，揭惡揚善方不負公民社會媒體的桂冠。台灣多數媒體以爆料為能事，表面看來，似乎是在善盡監督與揭弊的責任，可惜的是，這些聳人聽聞的獨家、內幕報導，雖然充滿驚悚、懸疑的內容，卻禁不起事實的檢驗，常流於惡意捏造或無心的烏龍之作。
尤甚者，部分媒體的揭弊新聞，往往存在可議的動機，刻意為特定的政治人物與團體服務，扮演彼輩的宣傳工具。以倒扁新聞為例，從獨家披露施明德的倒扁公開信，到活動的發起、層出不窮的抗爭行動、施明德的專訪等等，特定媒體皆鉅細靡遺加以報導，不但篇幅超乎正常的規格，彷彿當前台灣社會只剩一個倒扁議題，而且在評論上更是讚譽有加，神格化它的領導人、參與群眾與運動目標，美其名為新公民運動。或因媒體如此惡質化，罔顧良知與專業，乃招致「倒扁運動實為編輯台上製造的一場革命」之譏。再以黨產議題為例，不當黨產固為歷史產物，卻是威權政府的貪腐象徵，如果不徹底解決國民黨不當黨產，轉型正義永遠無法實現。因此，在不當黨產議題上，新聞媒體的立場自應站在社會正義的一方，豈有迴避、淡化，甚至為之辯護的道理？然而，有些媒體囿於政治認同，不願撻伐不當黨產，特定媒體則涉及黨產買賣的利益，顯已淪為利益分贓的共犯，因此對不當黨產視若無睹。凡此皆為媒體背離專業良知的癥結。
媒體應該扮演監督當權者的防腐劑，激勵人心向善的正義力量，遺憾的是，部分媒體與工作者由於意識形態與政治立場作祟，為了打倒特定政治人物，不惜淪為特定政客與團體的戰報，將媒體當成散播仇恨，鼓動鬥爭，製造動亂的工具。這不僅是媒體的墮落與悲哀，更是台灣社會的亂源，因此唯有深刻的檢討與反省，才能讓媒體得到救贖，化解台灣社會動盪不安的潛在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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