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黃德源

每年九月聯合國開議期間，都會上演一齣「台灣重返聯合國」的戲碼。回顧過去十三年來，台灣政府推動參加聯合國的方式，往往是以消極被動，孤注一擲在友邦的聯合提案上。誠如台灣國際法學會理事長陳隆志所言，在「中華民國」的陰影下，每年加入聯合國的行動只能是例行公事式的「拜拜」。然而，此是否就代表著台灣必須接受「一個中國」的宿命，而無從維持既有民主法制體制呢？

由於中國擁有否決權，於是有人認為，既然台灣加入聯合國是不可能的任務，就毋須浪費精力在不可能的任務上，因而轉向寄期待於中國。然而我們必須問的是，既然中國握有如此大的籌碼，何以中國甘冒國家形象犧牲之風險，也要在國際社會任何角落封殺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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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很簡單，因為國際社會結構與制度並非鐵板一塊，不是「先天給定」（given）的存在，而是由不同國家或社會間彼此互動下的建構。進一步說，縱使目前台灣無法以具有國際人格的身分在國際社會中活動，但卻不妨礙民間熱絡的交流。特別是在全球化架構下，國際組織、非政府組織、跨國企業、非營利組織，以及各項民間活動交流頻繁，中國絕不可能完全阻撓台灣在世界的發聲。中國當然深諳此理，於是想盡一切辦法也要阻擋台灣在國際社會的現聲。

基此，筆者認為，台灣除了繼續推動加入聯合國，以凸顯中國的打壓與蠻橫之外，應將國家戰略置於「柔性權力」的建構上，展示台灣獨特的發展經驗，必能為世人所真正關注。只要國際社會仍有台灣發聲的一天，台灣就有機會創造，或等待，國際社會結構與制度的質變。 （作者為政治大學博士班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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