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楊振隆
小時候喜歡摺紙船，放著它在家門前的旭川運河裡漂流，再追著紙船到達港域的河口處，阿嬤常說河口處東邊的港域很險惡，不要靠近它。只記得有一年，這個浮滿木材的海域突然被填土變成東岸停車場，但是很多人卻不願意把車子停到地下層，因為那裏不「乾淨」。這時候我才知道很多年以前那裡曾經浮屍無數，而我的二叔也是其中之一，他身上被綁縛著鐵線與石板，跟另外兩個人一起沉冤海底，也同時知道我的父親在那個時期被警察局、憲兵隊、要塞司令部分別來拘捕，而每次都要用大桌巾包裹著鉅款贖回。更知道我的祖父從此人間消失三個多月，而最後才以寫自新書而重現人世。我的家庭老師、醫生、市參議員，正是那個時期被整肅的社會階層。那是一九四七年三月的二二八大屠殺。
時間又到了這個時期，阿嬤常在幽暗中飲泣的身影頓時鮮明。我們到現在心中仍然有一種痛，痛在真相始終有人要讓它晦暗不明，痛在於傷痕癒合的緩慢。六十九年了，好長的一段日子。但是我們卻仍然看不到社會正義被真正的實踐，政府好像以金錢補償、紀念儀式，就對此事有了交代，然後呢？那個二二八的元凶，仍然被尊奉在高大的建築內睥視前方的自由廣場。威權的圖騰仍然到處聳立，連號稱國民黨內對二二八最有心的馬英九政府，也只是把二二八當做肥皂劇來表演，從台北二二八紀念館到二二八國家紀念館都在揣摩它的旨意下，同樣一個模式，先抹殺前人的耕耘，再淡化它的功能及意義，如同他在治理這個國家一樣無情又無能，根本不用談什麼轉型正義。
當然，我們也從來不會寄望國民黨這個原來就是二二八加害者集團的政權，會有什麼幡然悔悟的舉動，我們倒是寄望未來的新政府對實踐轉型正義的承諾。但是我們並不是狹隘的只注視二二八的單一層面，我們很早以前就認為二二八應該有個重新的定義，它可以代表這塊土地四百年來種種衝突與傷痛，我們要以不同的面向來審視二二八，以建構一個族群和解平台，讓生活在這塊土地上的不同族群進行對話，並共同來檢視四百年來所經歷的苦難，而能凝聚守護台灣的共識，這才是對二二八的真正救贖。（作者為前二二八基金會執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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