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官方喉舌新華社十日發布「外國通訊社在中國境內發布新聞資訊管理辦法」，規定外國通訊社今後在中國發布新聞訊息，應經新華社批准，且不得在境內直接發展新聞資訊用戶。雖然中國政府箝制新聞自由，早已不是新聞，北京當局最新舉措，一週來仍招致國際間從西方國家政府到新聞觀察機構強烈批評。
國際社會的嚴厲譴責，主要是根據新辦法，新華社可以實施新聞內容檢查，舉凡危害領土完整（意指台灣訊息）、違反宗教政策（牽涉法輪功）、傷害國家安全或名譽（報導伊朗、蘇丹等不利中國的國際新聞），均足以導致外國通訊社被吊銷執照。同時，一黨專政的共產中國容或不計較，國際間對於新華社身兼資訊供應者及管理者的角色利害衝突，至為在意。尤有甚者，限制包括財經資訊在內的新聞近用及流通，明顯違反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承諾。
中國這次加緊新聞箝制，經由強制代理外國通訊社，新華社得以剽竊外國媒體的資訊資產，有如「無疆界記者組織」（ＲＳＦ）所指出的，新華社不啻把自己變成自由企業及資訊自由的掠奪者。從更明顯的趨勢觀察，限制外國通訊社只是共產中國在二○○八年舉辦奧運之前，管制資訊流通的一環。近數月來，北京當局先後限制天災、人禍、抗爭等「突發事件」新聞報導，管制電視內容，檢查過濾網際網路資訊，把程翔、趙岩等新聞工作者定罪，無一不是中國政府展現其與新聞自由為敵的頻頻動作。
限制新聞自由流通，對於尋求「和平崛起」的中國當然是不利的。尤其中國近年在快速經濟成長過程，經濟社會潛藏失衡危機，限制新聞自由容或可以壓抑社會要求變革或不滿的期望於短期，其最終的爆發力勢必因長期壓抑而更大，整體社會將付出重大代價。更基本的，在全球一百六十七個國家新聞自由排名一百五十九的中國，有如《紐約時報》所指出，壓制資訊流通的國家不是投資的好去處。從而，把對外投資雞蛋十之七、八放在中國之籃的台灣，不能再對《紐約時報》警語視若無睹，繼續飛蛾撲火式把資金、產業孤注擲入中國。同時，與專制而限制新聞的中國為鄰，台灣新聞媒體亦身受其害，中央社是中國新聞最新管制措施的直接受害者；包括本報自由電子報在內的我國眾多媒體網站，長年亦遭其封鎖，中國人民無以近用。
觀察中國箝制新聞的種種，吾人要為中國新聞同業打抱不平，有如「國際新聞記者聯盟」（ＩＦＪ）所指出，這次事件顯示，共產中國強加「無知與偏見的文化」於新聞工作者之上。
另一方面，在享有「亞洲少見新聞自由」的台灣，與中國同業對照，新聞工作者似乎更應珍惜與民主同時而來的自由，且善盡其責。
就此而言，我們要坦率指出，當前的國內政治亂局與社會嚴重對立，新聞媒體難辭其咎。新聞工作者原係旁觀者，我們卻有不少記者及名嘴，公然介入政爭，甚至鼓吹暴力，揚棄民主法治及憲政程序。角色既然偏差，有些媒體乃視專業倫理如敝屣，報導不惜捏造，新聞不求平衡，每天演出聚眾公審的文化大革命台灣版；無怪乎有人要直指「倒扁總部」其實不在凱道，而在媒體。理性而盡職的媒體，應是公民耳聰目明的資訊服務者，在台灣卻有不少媒體變成社會對立衝突的加油添醋甚至製造者。有自由卻欠專業倫理的現象充斥，電視新聞台等媒體為愈來愈多公眾所拒絕猶屬小事，民主社會因而逐漸喪失理性而中道的安定力量，且重創長期的政治健全發展，才是關心台灣前景者必須重視的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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