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野／導演

我靜靜聽著坐在我左手邊的年輕導演林書宇娓娓道來他在二○○二年從美國學成歸國之後，進入慘澹的台灣電影界的小故事。剛開始他因為英文能力很好，便協助翻譯蔡明亮電影的字幕，之後就跟了蔡明亮的「天邊一朵雲」當副導演，之後他跟了很多導演當副導演，他說，他很樂於當別人的副導演，甚至已經當過導演後，仍然願意再當別人的副導演。他認為，每個導演都需要一個能夠聽得懂自己想法且相互刺激的人。

那正是台灣電影從最谷底緩緩爬升的「悲慘時期」。二○○一年國片票房創下了新低，七部電影總票房是七三九萬的紀錄。這一年我在台灣電視公司工作，正逢柴智屏和蔡岳勳以改編日本漫畫的「流星花園」，開啟了電視台競相拍偶像劇的風潮，我除了繼續用文學作品改編成迷你連續劇之外，也試圖鼓勵導演們嘗試拍攝本土寫實的偶像劇，鈕承澤的「吐司男之吻」和蔡岳勳「名揚四海」，是我不到兩年的台視工作中，最具理想性的偶像劇作品。事實也證明，在後來二○○八年「海角七號」揭竿而起，復興了台灣電影工業之後，這兩個具有理想色彩的導演，也陸續交出了他們精彩的電影作品，成為這波電影復興的中流砥柱之一。在台灣電影工業快消失的期間，公共電視在一九九四年推出「人生劇展」和一九九九年底推出的「紀錄觀點」，提供了年輕電影工作者磨劍的平台。一九九八年成立的鼓勵本土創作短片、紀錄片、動畫片的「台北電影節」和「電影短片及紀錄長片輔導金」之推出，也提供鼓勵和資源，留住一些電影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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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書宇談到了對後來台灣電影復興有影響的「純十六釐米影展」，他在這個影展中，結識了一些志同道合的熱血電影工作者，像魏德聖、鄭有傑、黃銘正、鄭文堂等人。一九九九年由年輕電影工作者魏德聖、鴻鴻、鄭文堂、蕭菊貞等人推動的「純十六釐米影展」，號召熱血電影青年用低預算來完成自己的電影作品，沒有商業考量，沒有市場壓力，一切只因為熱愛電影藝術。林書宇在返國後，加入了這個影展，將自己陸續拍攝的十六釐米作品，在這個影展中公開。他帶著笑容回憶自己當年捧著魏德聖的電影作品「七月天」，請魏德聖簽名，並且向他請教的往事。他也記得自己閱讀魏德聖在尚未成名前所寫的那本「小導演失業日記」，他如何從書中那些悲慘卻沒有被打敗的故事中鼓勵自己，這本書是當年許多年輕電影工作者的勵志書，它鼓勵著大家要一直堅持下去。林書宇曾經和鄭有傑一起拍電影，也建立了難得的革命情感。他說每逢低潮，兩人都曾經萌生「告別」電影的念頭，連改行做什麼都想好了。但是他們又會彼此鼓勵不能輕言放棄，再辛苦再窮再寂寞都要熬下去。

二○一五台灣電影第三波

今年，這些從「純十六釐米影展」中凝聚理想的導演們，紛紛交出了非常精彩的作品，林書宇的「百日告別」、鄭有傑的「太陽的孩子」、黃銘正的「灣生回家」、鄭文堂的「菜鳥」等。今年夏天誠品戲院推出一個「誠品選片︱︱台灣電影新視界」，正好反映了台灣電影在二○一五年非常奇特的現象：在這一年中，台灣新浪潮世代（一九八二）、後新浪潮世代（一九九○）、台灣電影復興世代（二○○八）及正崛起的新銳導演，紛紛都有作品在戲院上映。策展單位挑選了侯孝賢的「刺客聶隱娘」、張作驥的「醉．生夢死」、林書宇的「九降風」和「百日告別」、鄭有傑的「一年之初」和「太陽的孩子」、李中的「青田街一號」、林君陽的「愛情算不算」（台北捷運系列）。今年的國片佳作甚多，和侯孝賢同時代的王童導演也推出新作「風中家族」，新銳導演尚有謝庭菡的「屍憶」、程偉豪的「紅衣小女孩」等。

台灣電影目前仍是以「台灣電影復興世代」的導演們的創作為主力，這是一個比上一代晚了十年才形成的世代，人數眾多、年齡層也很廣，他們的創作受到台灣新浪潮電影的影響比較深，不管是關注、探索社會、歷史、文化的內容或是電影美學和電影語言的形式，這樣的傳承和發揚光大，已經奠定了台灣電影在台灣文化中很重要的元素。日後當人們討論當代台灣文化現象時，不可能忽略台灣電影的存在，及它們對台灣社會和文化的影響，例如有學者認為，台灣社會中的日本元素再度被喚起，和魏德聖一系列的電影有直接關係。但是這樣傳承的現象似乎要結束在更下一代的新銳導演作品中。這些尚無法歸類、論述的年輕導演們，似乎在電影類型上做了更多的嘗試，像「青田街一號」、「屍憶」和「紅衣小女孩」，竟然同時都放進了「鬼」的元素，卻用了截然不同的手法。未來可以預見的便是，還會有更多更年輕的電影工作者用他們不同於過去電影的手法，創造出第三波的台灣電影風潮，也許五年，也許十年，也許更快。

每個電影工作者在挫折無助時，都可能萌生和電影告別的心情，通常也都出自於對電影的熱愛所造成的低潮情緒。我在和林書宇對話時曾經表示，我曾兩次向電影正式告別。第一次是在三十歲以前，在台灣電影市場狀況仍然很好的情況下，偶然參與了幾部電影的編劇工作，覺得索然無味便放棄，選擇出國讀書了。後來在台灣電影工業快垮的八○年代初，偶然加盟了中央電影公司，遇到了許多志同道合又才華洋溢的電影工作者，一起創造了台灣新浪潮電影。八年後，剛剛才滿三十七歲的我，在筋疲力竭之後又再一次告別了電影，不想再回頭。但是後來我不斷的被「電影」召喚著，辦台北電影節、當大大小小的電影相關評審、又去電視公司上班，藕斷絲連的一直無法完全離開台灣電影界，直到今年連李中都當上導演拍了「青田街一號」，我終於相信，原來想徹底告別電影是那麼不容易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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