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健智／桃園地院法官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才在一年多前宣布脫離蘇聯獨立的立陶宛，由國會通過「曾與外國特務機關合作嫌疑民意代表審查法」，並依該法設立專責委員會，審查蘇聯特務機關檔案。一旦發現現任中央或地方民意代表，疑似曾與蘇聯特務機關合作，將通知被調查人前來閱卷、答辯；接著，委員會將做成確認或否決其嫌疑的決定。若委員會確認嫌疑，而被調查人對決定不服，得聲明異議，並由法院做最後的判斷。

從立陶宛民意代表審查法談起

依規定，嫌疑受到確認的民代將立即遭到停職，主管機關應於三十天內，在這位民代的選區舉行罷免投票，若得不到過半投票率、加上過半票數同意其留任，這位民代將立刻解職。嚴格來說，這不是罷免投票，而是留任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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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質上，民代審查法就是立陶宛的清算法，而一如其他東歐國家，這部法律的意旨，一方面在追究蘇聯統治時期，政治人物私通特務機關的犯行，另一方面則是重建人民對政治人物的信任。留任投票的前提預設在於，私通敵國的犯行，就使民代失去留任的正當性，只有透過民主程序，經由人民明確地表示仍然願意信任他，從而補足失去的正當性，他才能夠留任。在這樣的前提下，「不投票」視為「支持罷免」、「反對留任」，顯得理直氣壯。

立陶宛國會依法設立的委員會，主席由巴里斯‧噶喬斯卡斯（Balys Gajauskas）擔任，故名為「噶喬斯卡斯委員會」（值得一提的是，噶喬斯卡斯本人在蘇聯統治時期，曾經因為參與反共活動，蹲了二十五年的黑牢）。經確認曾與蘇聯特務機關合作的民代，左右兩派都有，他們或者經留任投票而去職，或者在留任投票之前自行辭職。但在一九九二年七月，民主工人黨（由立陶宛共產黨改組而成）的第二號人物，弗拉迪米爾‧貝列佐夫（Vladimir Berezov）經委員會認定嫌疑，他向法院提出異議，法院還來不及做出決定，在同年十月的國會大選中，趁著敵對黨派分裂，民主工人黨獲得勝選，清算程序也因而暫時告一段落。

行文至此，我相信不少讀者已經聯想到台灣選罷法上高得嚇死人的罷免門檻。儘管同樣對民意代表課責，民代審查法是轉型正義的措施，在立法目的上，通常的罷免程序未必能夠與之相提並論。不過，純就制度設計而言，至少仍有兩個值得借鏡之處：

首先，罷免制度可採雙軌制：一種是無因的罷免，也就是無論原因為何，只要人民認為某位民代不適任，並通過較高門檻的連署，則應舉行罷免投票；另一種是有因的罷免，也就是當特定民代具有法定事由，足認其留任將違反民主憲政秩序（如不當收受政治獻金、行使職務未利益迴避、以偵審中的個案做為質詢內容），經過較低門檻的連署程序，以及聽證之類的程序加以審查確認後，即應舉行罷免投票。其次，至少就有因的罷免，應採留任投票制。

就細節而言，民意代表的哪些行為，足以認定其違反民主憲政秩序，進而不應留任？法定事由的存在與否，由誰負責審查？我國法院的公信力，能否擔起這樣的重任？如果由其他的機關審查，會不會複製公民投票審議委員會的惡夢？考量到台灣的政治現實，這些問題都可想而見，而這些出於政治現實的質問也一再提醒著，我們的民主轉型仍有努力的空間，如何建立起權責相符的責任政治，也是其中的一大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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