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黃維慶

廿二Ｋ所反映的是經濟問題、是文化問題、也是社會問題。對企業來說，由於「新進人員低起薪」或「減少勞工僱用」相對於「全面薪資調降」較具彈性。因此當景氣不好時，職場新鮮人便往往成為被犧牲的對象。

低起薪所影響的不只是「青年就業所得」問題，同樣也衝擊到「勞工轉職機會」。即使勞工目前所從事的工作並非其興趣或專長，但因轉職又面臨到低薪的窘境，只好選擇在原崗位上繼續安於既得利益，無形中降低了社會人才的流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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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此問題，筆者認為，政府實應考量將本國勞工與外國勞工薪資脫鉤，並調高本國勞工最低工資以及管制外國勞工輸入。一方面是解目前廿二Ｋ的燃眉之急，另方面也不失為經濟轉型的觸媒。

勞工事項是自由貿易談判中的眾多項目之一，並不足以做為阻卻談判的事由。況且依照憲法精神，政府本該優先保障我國人民工作權益。而台灣經濟陷入停滯，事實上也與政府的保護主義過重有關，政府反而該充分信任台灣企業的彈性與生命力。企業為了因應勞工成本增加，必然會要求勞工回報率提升，並加快內部的體質改造和人才流動。這都有助於其創新轉型與國際競爭力。對於中小企業，政府當然可適度採取稅務補貼或獎勵來緩和衝擊。

加重企業勞工成本負擔，政府的產業轉型政策才會更有力道。因此，政府應同時搭配更具體的產業升級與轉型措施，利用「胡蘿蔔加棒子」兩手策略，將台灣目前勞動密集、代工、低毛利的產業特性，轉往產品與服務創新、品牌投資等高附加價值的方向發展，以提升企業獲利性與勞工價值性。並透過教育和規範，推動並落實企業「薪酬委員會」的機制，讓員工有機會參與退休金、薪酬調整與利潤分享內容。藉由公開透明方式，減少資深資淺或階級間的報酬矛盾，以深化雇主與勞工間的了解互信，最終建立起相互尊重的共生文化。

（作者從事創投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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