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者的悲歌
■洪茂雄
在共產統治的國度裡，大張旗鼓的改革何其難；推動改革的領航者，何其壯志未酬，功敗垂成。趙紫陽之死，應該算是其中最不幸的悲劇人物。
二十世紀八○年代實行中國政經體制改革的前中共總書記趙紫陽，繼彭德懷、劉少奇遭長期軟禁之後，終於一月十七日含冤而死。此時此刻，來回顧共黨政權體制下，何以同是力倡改革的共黨領導人，在東西方竟然有如此懸殊差異的際遇，也頗耐人尋味。
首先來看看曾是中共口中「老大哥」的蘇聯共產黨，一九五六年二月，蘇共召開「二十大」，當時蘇共領導人赫魯雪夫史無前例，公開在黨大會批判史達林掌權時期所犯的嚴重錯誤；隨後，克里姆林宮對史達林進行無情的鞭屍，禁止史氏著作出版，甚至在官方文件和百科全書上簡化與修改史氏的歷史定位。赫氏在位期間，強力執行「非史達林化」，放鬆嚴厲控制，適度開放言論尺度，引進利潤誘因，進行農業改革；對外推行「和平共存」政策，使五○年代後半期克里姆林宮的政治氣候，予人耳目一新，赫魯雪夫儼然成為「改革者」、「修正主義者」，受到西方世界的側目。連戈巴契夫都承認，他在莫斯科求學時，深深受到當時的改革風潮所吸引，進而啟發他一九八五年上台之後所倡導的「新政治思維」。不過，這二位蘇共領導人的下場，卻有天壤之別。一九六四年十月，赫魯雪夫失勢下台後，在莫斯科郊區遭軟禁，直到一九七一年抑鬱而終。而戈巴契夫於一九九一年十二月被葉爾欽逼宮架空，宣告蘇聯解體、黯然下台。戈氏比赫氏幸運的是未遭軟禁，他還有企圖心，成立「戈巴契夫基金會」，宣揚理念，同時又可公開演講或撰文批評時政。不過，赫魯雪夫又比享有「中國戈巴契夫」或「中國杜布切克」之稱的趙紫陽，顯得有卑微的自由，仍可寫寫回憶錄，在鄉間空地種種蔬菜安養餘年。
其次，再看看捷克斯洛伐克，帶領所謂「布拉格之春」進行二百天改革的靈魂人物杜布切克，一九六八年八月遭蘇聯率領的華沙公約組織的軍隊鎮壓而告改革停擺。其後，杜布切克被剝奪所有黨職，下放到偏遠小鎮充當鐵路車站站長，也相當程度限制其行動自由。惟杜氏在一九八九年十一月的絲絨革命前一年，還能到義大利接受歐洲最古老的佛羅倫斯大學榮譽博士學位；隨後，布拉格正掀起絲絨般的革命示威浪潮之際，杜氏復出，共黨政權和平轉移，被推選為國會議長。杜布切克要不是在一場「車禍」中，重傷去世，否則他可輕而易舉登上獨立後斯洛伐克首任總統寶座。
再其次，以五○年代曾擔任過狄托副手的南斯拉夫副總統吉拉斯為例，這位直言不諱，批判共產黨人為「新階級」的南共特立獨行的異議份子，在一九五四年被狄托整肅入獄長達十年，然後又被流放十八年，失去自由；可是，共產黨卻無法禁錮他的思想，吉氏仍可在獄中埋首閱讀，著書立說；在東歐自由民主風潮此起彼落之時，他又復出應邀到各地演講，指出共黨政權邁向民主化，是時代不可逆轉的趨勢。這位持「共產主義不可改造論」的預言家早就明確表明，共黨政權抗拒改革，形同自掘墳墓，終必嚐到崩潰的惡果。
準此以觀，在共黨世界改革者的命運，顯示如下共同特點：其一，改革者均因理想與現實的落差，壯志未酬，無法一以貫之實現；其二，改革者雖功敗垂成，但影響所及和歷史地位都相當深遠並獲肯定。
中國自稱「文明古國」，有悠久的文化傳統。但回過頭來看看中國的現代史，執政者整肅異己，卻毫不手軟，一點也不文明；就是同黨的親信戰友，只要抗命悖離上意，均難逃被軟禁或驅逐的厄運。比較趙紫陽長達十五年受軟禁過著與世隔絕如同囚犯的生活，和其他歐洲共黨改革者的下場竟是如此南轅北轍，令人不勝唏噓。更令人疑惑不解者，中共高層對趙紫陽之死，竟然這麼忐忑不安，不知如何是好。為何當下國內統派人士還執迷不悟對中共懷抱那種不切實際的幻想？
（作者洪茂雄╱政大國關中心研究員兼第一所所長、北社社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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