晴時多雲

《星期專論》面對「生做台灣人的悲哀」的感覺結構

前幾天應台灣教師聯盟之邀,為參加台北縣暑假教師研習會九年一貫課程「認識台灣」活動的國中小學老師做了一場報告。在酷熱的暑氣中,上下午兩場共六個小時,各有一百多位老師參與,他們在本來可以開心放假的暑假,仍然虔心進修,提升自我,為落實台灣本土教育而付出,讓我相當敬佩。因此儘管講台備有椅子,可以坐下來開講,我還是站著向他們做報告,以表達敬意。在台灣目前的政治詭譎局勢下,政治議題取代一切的氣氛下,這些關心教育與文化、關心台灣歷史與人文,而同時又是擔負教育我們下一代孩童責任的老師,對台灣的貢獻,絕對不亞於在檯面上的政治人物,他們以教育專業為本,不斷充實自我,十年百年,積之累之,台灣的明天就有希望。

像這個已經進行十四年的暑假教師研習會一樣,我知道全國各縣市每逢寒暑假也都有著不同性質而精神一樣的教師研習營隊或會議在展開。國中小學老師授課壓力甚大、工作負擔甚重,寒暑假對他們來說,相當珍貴,但他們仍能不畏溽暑酷寒、熾陽冷雨,持續進修,師道在如此細微之中彰顯,教育倫理在如此堅毅之處深刻。台灣方才經過一場總統罷免案的政治動盪,人心惶惶至今未去,這些固守教育崗位的老師的「自修」,或許可以提供給政治檯面上爾虞我詐、爭鬥不休的大人物們一些借鏡才是。

我的報告以台灣文學教育為主題,有感於當前教育對於文學領域知識提供之不足,特別是對日治時期台灣文學發展認識的匱乏,因此我以「虛構小說,再現歷史」為題,針對日治時期台灣小說與台灣社會的對話進行報告。在報告之中,我向在場的老師敘述了在日本殖民統治下的台灣社會與文學的關係,並通過當時六位重要小說家及其作品:賴和〈一桿「稱仔」〉、楊逵〈送報伕〉、張文環〈閹雞〉、呂赫若〈牛車〉、龍瑛宗〈植有木瓜樹的小鎮〉、王昶雄〈奔流〉,逐一剖析這些作家及其作品中浮現的日治時期台灣圖像。在一個外來殖民帝國統治之下的台灣,這些作品略可以看到當時不能自主的台灣社會的三種圖像,那就是:憤怒、苦悶與悲哀。這些小說作品,不是歷史,但顯然較諸歷史尤為逼真。一個喪失自主權的社會,政治上沒有決定國家前途的權利、經濟上遭到外來政權的剝削和壓榨,社會上缺乏公義、人民和族群之間就有你優我劣的劃分;而更深沉、更嚴重的,是文化和教育權利(包括媒體)的分配不均與遭受宰制。這些作家的這些作品,描述的故事不同,指向的台灣問題則一:在喪失主體性的社會中,身而為人,毫無尊嚴。這些作家和作品,充分地寫出日治時期台灣人民「生做台灣人的悲哀」的共同感覺結構。

但可能還不只如此。日本統治時期已經過去,接著下來的中國國民黨威權統治時期同樣也對照了這種台灣人無法自主的悲哀;一九八七年台灣解除戒嚴、一九九六年台灣人第一次民選總統、二○○○年台灣政黨輪替,按理外來政權已去、台灣人民已經當家做主,「生做台灣人的悲哀」的共同感覺結構應當不再了,可是實際上對照近六年來民進黨執政之後的種種現象:台灣人民在政治上依然沒有權利透過公民投票決定國家的定位和前途,雖然擁有一部動不起來的公投法;在經濟上依然遭到資本主義的剝削和壓榨,儘管外來政權已經消失;而社會中公義和是非的淪喪、族群之間的矛盾與分歧依然未能化解;至於更深沉、更嚴重的文化、教育和媒體,不但未能回到正常民主體制常軌,反過頭來,還成為政治惡鬥下劃分藍綠、反噬台灣主體性的霸權工具。台灣民主了,但並未進步;台灣人民選出了自己的政權和總統,但國家依然不正常,社會依然無法根據人民所期望的方向:政治民主、經濟繁榮、社會公道、文化發展,正常運作!

這種從日治時期延續下來的「生做台灣人的悲哀」的感覺結構,正是進入二十一世紀的台灣社會必須共同面對的課題。只要這種悲哀感覺如鬼魅一般,不散不離,台灣的明天就看不到快樂和希望!台灣社會各行各業,絕大多數人就像在暑假期間仍然持續進修的這些老師一樣,都相當敬業、努力,認真提升自我、修養自我,服務社會,而不徒託空言,政治檯面上的人物,無論藍綠,特別是國家元首與在野領袖,檢討自己這段期間以來的言行,豈能無愧?

(作者向陽,國立中興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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