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丹收到美國快速簽發的「回美證」，暫時解決了來台就醫的問題，整起事件的回響中，許多論點卻令人不安。
不安之一在於，以台灣「黑名單」的漫長歷史，許多民主前輩有家歸不得，許多家庭承受離散的苦難，對「無國籍人士」的處境，台灣人民本來應該格外理解。然而，近來關於王丹入境的討論，除了他臉書發言是「求助」還是「關說」等爭議，有人說他日子過得悠遊、有人甚至叫他去拿美國護照…就顯得缺乏同理心。
或者年輕一輩對於六四以及王丹的經歷皆不熟悉，對王丹不同於大多數民運人士而甘願當一位「無國籍人士」的選擇也很陌生。王丹的選擇固然有其宣示意義，代價卻極高！單說旅行相關的困擾，各種被延宕或刁難的狀況，不曾身歷其境的人哪能領略其中的苦痛？
受人尊敬的余英時先生，在「我為什麼寫陳寅恪」文章裡略略寫出他曾經身為「無國籍人士」的個人經歷。當年，余先生的文字觸怒了國府，不發給他中華民國護照。余英時後來在回溯的文章中沉痛地寫著，「黨」高於一切的地方，「護照」不是公民的權利，而是政府控制人民的手段。而文章中余先生觸及本身的過往，也對照陳寅恪先生的遭遇，他用詞是「無限沉哀」。余先生甚至以顧炎武「亡國」、「亡天下」兩種定義，描述自己當時因為「亡天下」的惶恐，更牽動了「亡國」的實感。
借用顧炎武的二分法，對余英時先生，「天下」是堅持的文化理想；對甘願成為「無國籍人士」的王丹，他所追尋的價值包括民主、人權，包括每位公民追求幸福的基本尊嚴。
也因此，王丹選擇來台灣，包括在這裡客座教職、包括身體出狀況時想回台灣就醫，最根本的原因還在於台灣的民主價值與生活方式！換句話說，台灣走過艱辛的民主路，其中先行者的付出，感召過後來無數的你我；民主前輩身上理想主義的光輝，必然也讓王丹覺得心志相通。
正因為崎嶇的一頁民主史，痛心過往，留贈來者，台灣應該自許有一份特殊的道德擔當！對政治理由而處境艱難的「無國籍人士」，但凡申請入境，每一位的個別情況皆應該以人權的角度從寬考量。換句話，如果「特權」的定義乃是對這些為理想捨棄自身福祉的人，多一份包容與寬待，那麼，就讓每一位異議者在台灣享有這個定義下的「特權」。
更何況，此刻不只台灣，對於「無國籍人士」提供種種方便，已屬於許多民主國家的進步價值。
這個意義上，針對政治上的異議者，我們移民署的入境法規缺少彈性，就應該立即修改。以王丹的狀況作例子，他已經有入台許可，卻還要附加「回美證」才允准進來台灣，這是什麼奇怪的條文？是怕人賴著不走？還是準備隨時把人趕走？還是，處理王丹一類反中共政權的異議者，執政當局需要顧及北京的立場？
標舉民主與人權，據此制定法規條文，同時也體現了台灣有別於中國的存在價值！移民署拒絕通融的理由是沒有前例可循，其實就是推託。至於網友的討論數算著王丹繳了多少天健保費，或台灣與美國醫療費用的差異等，只讓問題更加瑣細化。
若現行入境法規不符人權立國的精神，即刻啟動修法，這才是王丹事件的啟示。只可惜，近來輿論中，恰恰成了獨漏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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