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水扁總統前日晚間與歐洲議會議員進行視訊會議時表示，要把台灣國名改為台灣共和國，他任期內做不到就是做不到，前總統李登輝過去十二年沒有做到，即使現在總統讓李登輝做，也一樣做不到。陳總統繼日前表示扁宋會出自李前總統的建言，以及李前總統任內曾任命郝柏村組閣之後，此一「李前總統也做不到」的談話，具有更強烈的針對性，似乎顯示陳總統並不了解外界對扁宋會十點結論反彈的癥結所在，而內心更是對本土團體、獨派大老與輿論的強烈質疑批判難以釋懷，致而再度失言，作出有如立委林濁水所稱「將泛綠內部不和搬上國際舞台」的不當回應。
本土派對扁宋會的反彈，在於雙方所簽下的十點結論，雖然打著中華民國的招牌，實際上卻是暗藏「一中」，否定了從李登輝以來蓬勃發展的本土意識，等於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併吞台灣在輿論思想上鋪路。但是，從陳總統的相關談話，顯示他至今仍以為只是說出現實存在的狀態，在理想上並無退讓、妥協之處，依舊不了解扁宋會十點結論對台灣的嚴重傷害。因此，他才會一再以李前總統為例，證明他推動扁宋會的起心動念並無個人之私，以及類似的政治上妥協作法，在任何人當家作主時，包括李前總統，皆無可避免。陳總統的反擊言論，表面上振振有詞，尤其，「以昔日之李總統攻今日之李前總統」，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攻勢更見犀利難擋，然而只要深入探索、理性思考，並且以宏觀的歷史予以檢視，便可發現陳水扁總統意圖假借李前總統之手以杜批評者悠悠之口的手法，根本引喻失義、一錯再錯，只會令識者搖頭扼腕。
「李前總統過去十二年做不到，即使今日總統讓李前總統擔任也同樣做不到」，此一說法乍看似乎有理，因此陳總統或可自我安慰，並且反擊外界的批評，既然李前總統都做不到，本土派豈可獨獨厚責於陳總統？李前總統今天如果仍然主政，是否便能實現本土派的理念，我們不必強作解人，但問題的探討若陷進於「李前總統做不做得到」的窠臼，便無法了解問題的真相，也探觸不到台灣歷史生生不息的潮流。以宏觀的歷史角度觀之，問題的關鍵在於「能做什麼」、「有沒有去做」，而不是「做不做得到」。李前總統主政初期，不僅在政治體制上處於威權統治末期，民主政治開始萌芽，在統獨議題上，更是只有「統一」一個口徑，而無本土聲音。因此，由官定的「統一」教條為主宰，到本土意識成為主流，不可能是跳躍式。而李前總統擬定國統綱領之舉，從今日看來似乎不可思議，但在那樣的時代裡，統一原為官方提供的唯一選擇，而國統綱領的產生，卻是將原先建立在民族主義式的統一，提升到制度之爭的理性層次，為中國打著大中國旗幟要求台灣無條件接受統一，設下保衛台灣人民權益的防護罩。這是台灣掙脫大中國民族主義桎梏的第一步。國統綱領讓台灣人民透徹了解，兩岸統一只有弊而無利，因此雖冠上國家統一之名，實質上卻促成台灣人民走出統一的悲劇。繼之，李前總統更提倡「台灣優先」、「生命共同體」的理念，更在接受日本作家司馬遼太郎訪問時，以一句「生為台灣人的悲哀」總結了數百年來台灣人民接受外來政權統治而無法表達自主意願的歷史。一九九九年七月，李前總統更提出對當時兩岸情勢最大限度突破的「兩國論」。
從當時的歷史來看，李前總統有如摩西帶領以色列人走出埃及，引領台灣人民走出中國的陰霾，李前總統與台灣人民立下誓約，已經完成了他的歷史使命。接下來，要進入流著「奶與蜜」的迦南地，建立自己的國家，則是接任者的歷史使命，已經不是李前總統「做不做得到」的問題了。建立一個正常國家，絕對不是一個簡單的工作，以色列人出走埃及後，在荒漠曠野流浪了數十年，其間不少人動搖、反悔，但摩西的繼承人約書亞卻堅定不移，歷經艱苦磨難，終於帶領子民進入上帝應許之地。因此，推動本土意識，建立台灣認同，乃是一條漫漫長路，不能因為在所剩下的三年多任期無法完成，就信心動搖，諷刺為「自欺欺人」，甚至與不同路線的政黨妥協，背棄本土政治人物長期以來與人民立下的「台灣誓約」，重操「中華民國」的舊業。
扁宋會共尊「中華民國」、重申「四不一沒有」，本質上已經不是「做不做得到」正名制憲，而是根本背離了本土意識的歷史主流。「做不到」，可以迂迴前進或停留原地待機而動，像李前總統在戒嚴時期緩步推動民主化與本土化，不會有人強求其一夕之間完成，也不妨害其歷史地位。但是「做不到」絕不能作為退卻的理由，以「做不到」改國號為由，竟然從台灣立場倒退為中華民國，已然使數十年來本土化運動的努力一夕化為烏有。君不見，自從新任閣揆謝長廷上任與扁宋會之後，一些早已淪為社會末流的奇談怪論，像是「憲法一中」、「九二共識」、「一中保護台灣」、「國共和解」等紛紛出籠，而一些政治人物、政黨更是搶搭中國巴士，紛紛自封為替兩岸關係破冰的「和平大使」，迎合著中國釋出的「假日包機」、「台灣農產品銷中」，彼此眉來眼去、相互勾搭。抓鬼的，即使抓不到鬼，亦應提防被鬼抓去；這些醜態，一則意味一中路線逆流似乎藉著扁宋會在台灣復活，一則反映民進黨政府「抓鬼的反被鬼抓去」的窘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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