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林佳龍
自十九世紀以來，亞太地區的戰略格局長期呈現海洋與大陸勢力競爭的態勢。在後冷戰時代，蘇聯的崩解，使亞洲陸權勢力的代言人由崛起的中國所取代。在冷戰結束蘇聯消失後，美日中原本基於反蘇的戰略合作，也逐漸向戰略競爭的方向逆轉。美日中三邊由合作向競爭的轉移，正是二十一世紀亞太戰略局勢回復海陸勢力對壘的表現。
台灣位居於太平洋與亞洲大陸，以及東北亞與東南亞的交接口，也正好是亞太海洋與歐亞大陸勢力的交會點，台灣六易其主的歷史經驗，以及現在所受到的國際制約，正反映出圍繞台海問題所呈現的國際戰略格局。正因為人人都不願意放棄台灣，所以我們的行動自由度必然會受到牽制，但這也意味著台灣議題有著驅動亞太戰略平衡的關鍵作用。
在美日中的戰略互動，「美日同盟」是亞太海權勢力的代表。在後冷戰時代初，「美日同盟」原先經歷一段同盟漂流過程，但隨著中國繼承蘇聯陸權以挑戰亞太現狀的意圖日趨明顯，「美日同盟」的方向也逐漸確定，由過去「專守日本」的美日安保，向亞太區域管理者的角色轉變。這次的「美日安保協商會議二加二聲明」，把台海和平列為共同關切，正是「美日同盟」邁向區域化與全球化的明示，意味著透過強大的海權力量，以形塑有利於海洋民主的亞太戰略秩序。
影響亞太戰略格局的另一個關鍵因素是中國。在冷戰時代，因為共同反蘇而視「美日同盟」為合作伙伴，在冷戰結束後不再面對外來威脅時，反而將「美日同盟」視為敵人。中國在後冷戰時代建立「上海合作組織」，及其與巴基斯坦、緬甸、俄羅斯等國的合作，可看出北京透過鞏固亞洲大陸國，與亞太海洋勢力抗衡的意圖十分明顯。也因此後冷戰時代的亞洲，依然回復到冷戰海陸板塊的對峙格局。
以「美日同盟」為代表的海洋勢力，與以中國為代表的陸權勢力在台海交會。但在後冷戰時代，即使面對中國勢力崛起的不利狀況，台灣反而成為設定台海議程的行動者之一，主要是因為台灣民主化所致。台灣的民主不僅與後冷戰的全球主流價值相連接，同時也讓台灣的民意與社會力量，成為決定台灣對外關係的要角，使國際外交政策菁英不僅無法透過管理台灣執政者來約束台灣的未來，同時其政策設計還要接受台灣民眾的直接檢驗。
此次中國制訂「反分裂法」的意圖，正是一方面因害怕台灣民主，所以企圖以法律約束台灣民主的未來，二方面意圖牽制「美日同盟」區域管理的能力，尤其是其定義台海現狀的能力。但因「反分裂法」直接牽涉到亞太海洋與大陸勢力的交鋒，以及台灣民主的發展，所以具有影響亞太區域戰略格局，以及民主永續發展的問題。目前美日台在「反分裂法」一事的劇烈反應，理由正是如此。
「反分裂法」對內也彰顯胡溫政權的本質。一方面「反分裂法」表示中國無意與台灣和平共存，其以國共內戰看待台灣的史觀，也表明胡溫政權有意忽視民主的心理。胡溫體制比較是個中國版的普廷，而不是倡導新思維，結束東西對立的戈巴契夫。
回過頭來，雖然「反分裂法」引起亞太海陸勢力的直接角逐，但是台灣的反應卻是決定「反分裂法」能否有用的關鍵因素。如果台灣能夠萬眾一心，以具體的行動，展現國民不畏懼中國戰爭威脅的意志，不僅台灣民主通過重大考驗，並建構出新的公民團結，同時國際支持民主的力量也才有著力點。如果台灣社會的表現是互相歸罪，為了避免激怒中國而搖尾乞憐與自我設限，不僅國際援手無以協助，同時台灣民主日後會因為紅色恐怖引發的寒蟬效應而基礎盡失。一個失去民主的台灣，就會淪為比香港都不如的悲慘命運。（作者為前行政院新聞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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