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越南海主權爭端，越南民眾民族情緒高漲，爆發反中示威，引起暴動，台商受到池魚之殃，成為暴民打砸搶的對象，財物損失上百億元，人身安全更受到嚴重威脅，成為中越衝突下最大的受害者。昨日五一八越南全國反中大遊行，在官方宣導、防範下，顯然平靜許多，未再發生攻擊台商工廠情事，值得慶幸。不過，吾人仍宜檢討此一事件的原委，除了譴責越南暴民的野蠻行為，提出求償，更應由歷史、地緣政治、產業結構了解深層因素，找出解決之道，否則台灣人與台商將永遠置身風暴核心，無法覓得安身立命的安全坐標。
在歷史與地緣政治上，台灣在十六世紀時，被航行經過的萄葡牙水手驚呼為「美麗島」﹙Ilha Formosa﹚，自古即為列強爭逐之地。尤其近代四百年來，由荷蘭、西班牙、明鄭、清朝、日本至國民黨政權，從馬關條約被賣掉到蔣介石流亡政權據台，亞細亞孤兒的境遇從未改變過。但歷史往往具有強烈反諷意味，蔣介石政權以接收之名佔有台灣，本欲利用台灣做為反攻跳板，然而由於獨裁專制、倒行逆施，反攻之舉在政治上失去號召力。另外，蔣政權係依靠美國協防而苟存，軍事反攻心有餘而力不足，徒留一些自慰式口號。但蔣政權不與中國接觸、談判、妥協的政策，卻造成台灣與中國成了絕緣體，因此產生獨立發展的歷史軌跡。到了蔣政權終結，李登輝接掌大政，台灣本土意識快速萌芽、茁壯，民主意識與國家認同逐漸形成，但仍十分脆弱，尤其親中的馬政府奪回政權後，更極盡一切手段，在經濟、政治、文化、教育等戰線上逐一攻下灘頭堡，為中國併台鋪路。
馬政府的親中目標雖尚未得逞，但已加深台灣認同的模糊，使得台灣在國際上始終處於妾身未明的狀態，這應該是台商在越南民眾反中暴動中淪為代罪羔羊的主因。因此，我們認為在國際社會尚未承認台灣是一個主權國家，以及馬政府採取一中各表的投降政策下，對國際社會採取正面論述的「我是台灣人」，效果顯然不如負面論述的「我不是中國人」。換言之，既然「我們是誰？」暫時無法得到外界認同與了解，但清楚表白「我們不是誰」，則在糾葛複雜的國際政治恩怨中，至少可以不被貼上中國標籤，一旦「周邊有事」，比較能夠免於池魚之殃。
其次探討的重點在於台灣的產業政策。在台灣締造經濟奇蹟後，何以台商必須不斷外移，從早期的中國到東協國家越南、印尼、菲律賓，以及新興的柬埔寨、緬甸、孟加拉等，成為遊牧型的企業？主因在於我代工型為主的產業結構一直未能轉型，無法強化研發創新能力，發展品牌，創造高附加價值，仍維持低技術型態的生產方式。如此企業欲求在激烈的國際市場上存活，必須仰賴廉價勞力與租稅優惠。但這種生產模式總有走到盡頭的一天，一方面是要素價格均等化，我方勞工薪資固然被拉低，但也意味著對方薪資亦在相對提升，總有一天這些企業在台灣無法繼續生存的原因，也會出現在外移的國家。例如現在中國勞工的薪資與社會福利急劇提升，廣達副董事長梁震次即指出，在非常短的時間內，中國作業人員的薪資，可能就會比台灣高。這將迫使台商繼續往下一個更低工資的國家遷移，墜入一種惡性循環，不斷面對不確定的風險與挑戰。
最近三個重要事件充分反映遊牧型台商企業的困境︰一、鴻海中國子公司富士康員工跳樓引發的調薪事件，二、寶成旗下企業裕元中國員工罷工，導致台商必須提足社福基金準備，以及此次越南暴民藉民族主義之名攻擊台商工廠，在在反映台商以低價勞力做為企業競爭力的經營模式已經走不通了，廉價的代工模式終將遭到反噬。但是，台灣人無須悲觀。在地緣政治上，我國位於戰略樞紐位置，這是我們的籌碼；在經濟上，台商應考慮將生產基地遷回台灣，或擴大在台投資，提升技術層次和附加價值，厚植自身的實力。如是，台灣人與台商便可擺脫政治孤兒與產業遊牧民族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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