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張弘毅
一九七八年鄧小平喊出開放改革，從世界銀行（WorldBank）統計資料顯示，中國從一九七八年改革開放的一百九十美元人均ＧＤＰ到二○○○年的九百三十美元，確實有不小幅度的成長，然而約莫在西元二○○○年前後台灣參與了中國經濟發展，至二○一二年數據顯示中國人均ＧＤＰ已達到五七二○美元的水準，前後兩段時期成長力道的差異，在於台灣提供了中國最需要的三項經濟成長要素，資金、技術、人力資本（人才）。
人口眾多外加文化大革命後滿街都是不識字的農民工，這種環境背景下的經濟發展政策不是走向高科技而是勞力密集產業，具有眾多勞力密集產業的台灣自然是中國發展經濟最有力的靠山之一。台灣科技產業分工細緻，生產作業流程拜泰勒科學管理所賜，每個工人每個動作都經過計算，那怕你不識字只要四肢健全就能提供你一個工作機會。一個少說上萬職缺的工廠，一個不看教育程度的工作，甚至還具有同文同種的優勢，中國發展經濟最佳選擇除了台灣還有誰？
而台灣呢？連續十年產業外移、人才資金不斷被掏空，從國發會資料顯示，台灣近十年每年對中國投資維持在六百億美元以上，占中國外人投資的第二大國。這些產業是我國從一九六○年實施第一階段獎勵投資條例開始至今歷經三階段修法並於一九九一年廢止改採促進產業升級條例所培育出來的國家競爭力，而現今這些成長茁壯的企業大多在對岸為中國的經濟效力。
十年回頭一望，兩岸的開放對中國來說是短多長多，而台灣卻是短多長空。如果當初自始不對中國開放，台灣的經濟環境不叫鎖國，因為我們除了中國之外備齊了世界版圖；如果當初不西進大陸，台灣的產業為了生存必定朝向技術提升，創造更高的附加價值；如果當初不和中國合作，台灣的經濟動能也不至於遭到掏空，中國是台灣的蜜糖，也是台灣的毒藥。
（作者為中華經濟研究院輔佐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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