晴時多雲

顧爾德/三一八,立法院與巴黎公社

顧爾德/新新聞周刊總主筆

三一八學生佔領立法院議場,台灣國會史上頭一遭。很巧合,三一八這天也曾經是歷史上重要日子──發生在一百四十三年前的「巴黎公社」,就在三一八成立。

一八七一年的「巴黎公社」雖只維持短命的七十二天,這段歷史經馬克斯、恩格斯與列寧等人的記錄、詮釋,變成左翼運動實踐的典型。是馬克斯與列寧把它詮釋為歷史上「無產階級專政」的原形,是共產黨人所追求革命政府的理想藍圖。

當然,馬列的左翼史觀詮釋不見得完全符合史實。一百四十三年後佔領立法院的學生,心中若有個「革命」藍圖,也會不同於當年巴黎市民與工人們。不過,對比今昔,兩者間卻有不少值得深思的對應之處。

「巴黎公社」起因於法國對普魯士戰爭失敗。普魯士國王威廉一世在俾斯麥輔佐下,藉由對外戰爭來實現德國統一。普魯士在一八六○年代中期先後打敗丹麥、奧地利,最後一塊障礙是法國。一八七○年俾斯麥藉西班牙王位問題誘使法國對普魯士宣戰。德國一舉打敗法國,九月,法皇拿破崙三世投降。隔年一月,威廉一世還在法國凡爾賽宮宣告德意志帝國成立,登基為首任皇帝,德國宣告統一。普法簽了停戰協議,法國允許普魯士軍隊進入巴黎。

普法戰爭失利,經濟困頓,讓工業發達的巴黎市勞工階級生存受威脅。外地大量難民湧入,情況更艱困。當法國政府投降,也放棄了巴黎,但市民不放棄抵抗。他們在一八七一年三月奪下法國政府軍多門大砲,自己組織政府,持續抵抗普魯士軍隊入侵。

一百四十三年前的革命是因為法國外交軍事失利,政府無力也無意保護巴黎市民,而引發市民的自救運動。一百四十三年後,台灣學生佔領立法院,卻是因為我們政府宣稱在兩岸談判上的「成功」,得中國方面大舉讓利,簽署了對台灣經濟有利的《服貿協議》。

其實,服貿協議的簽訂本質上就像普法戰爭一樣,是個台灣政府對涉外失敗的例子。過程中未求國人共識,協議簽署後,也說服不了民間團體質疑。到最後,橫材入灶,硬要立法院通過。

「服貿黑箱」不是從張慶忠開始「黑」,而是從談判開始就黑。談判過程不周延(律師賴中強已多次深入分析),只想著護送金融業進中國,掌握談判權的「爺們」從己身立場想像服貿如何造福民眾,過程中完全不去問基層從業人員想法。

馬克斯在〈法蘭西內戰〉中,對巴黎公社當時的法國政權有深刻觀察描繪,批判當時法國政府的領導人、擔任第三共和首任總統的梯也爾(Adolphe Thiers)等人如何藉權力累積自身財富。他指出,梯也爾第一次當內閣首相時,「窮得和約伯一樣」,任滿已成了百萬富翁。當梯也爾在眾議院中被人公開指責侵吞公款時,他就以流淚了事,「梯也爾是個玩弄政治小騙局的專家,背信棄義和賣身變節的老手,……他一失勢就不借鼓吹革命,而一旦大權在握則毫不躊躇地把革命浸入血泊。」

當法國戰敗,帝國國債增加一倍多,戰爭耗盡了國家財源。當普魯士要求賠償,由誰來支付呢?馬克斯說:「只有用暴力推翻共和國,財富佔有者才有希望把他們自己所發動的戰爭之費用轉嫁到財富生產者的肩上。所以,法國的大破產就促使地產和資本的這班愛國的代理人,在外國侵略者的監視和卵翼下把對外戰爭變成一場國內戰爭。」

巴黎公社最後的結局是,法國政府軍是在普魯士協助下,攻入巴黎。以一週時間血洗巴黎,對外戰爭變成與外敵聯手肅清內部敵人。

當張慶忠議場座位抽屜被打開,裡面的名牌猶如兩岸跨海峽政商統治集團縮影。今天把持台灣政治的政商菁英,和馬克斯描繪下的法國資產階級統治者,本質上沒什麼不同。

巴黎人民面對的失能、壓迫人民的政府,恩格斯說「公社」必須「打碎舊的國家政權而以新的真正民主的國家政權來代替的情形。」今天台灣學生否定服貿協議整個過程的正當性,同樣是要跳脫現有遊戲規模,不要再和馬英九政府談是不是要逐條審議、該不該退回委員會、要不要尊重「神聖的國會」。他們是質疑馬英九政府的整體正當性。

馬英九和江宜樺在服貿審查前強硬反對逐條審查、表示服貿不過唯黨鞭是問,行政院稱許、感謝張慶忠。自己破壞民主法治在先,玩不下去了,又厚起臉皮要學生回到被執政黨糟蹋掉的「法治」遊戲規則。這種兩面手法,就像馬克斯對梯也爾的批判一樣:「他一失勢就不借鼓吹革命,而一旦大權在握則毫不躊躇地把革命浸入血泊。」

馬政府以為完全操控兩岸談判,又可操控立法院,依現行遊戲規則,穩贏不敗。沒想到,學生就是要否定這套遊戲規則的正當性。而馬、江的策略還是要把學生誘入現有遊戲規則、並把這個已被執政黨踐踏的體制冠上「民主法治」的宏偉名號──從林飛帆與江宜樺的對話,已經清楚瞭解,學生不是這麼笨的。

對外危機轉為內部政權危機歷史上常見。烏克蘭更因為與東西兩陣營的經貿合作的矛盾,演變為內部分裂的危機。台灣的服貿協議亦然,馬英九為了趕快拿到「馬習會」入場券,為了自己的歷史定位,讓對外經貿談判演變成政權正當性的危機。

如果馬政權不正視人民對其政黨的否定,難道要學習一百四十多年前的法國政權,與外敵合作來穩定自己的政權?馬克思形容歷史學者出身的梯也爾:「他的社會活動編年史就是一部法國災難史。」馬政權第二任的編年史,不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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