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呂政達
台灣工作者的薪資過低，是一項檢驗執政者成敗的指標。馬政府的藥方是要求企業加薪，或者以為只要企業釋出職缺，就能填補這個世代的坑洞。然而，日前在大學就業博覽會上，新鮮人對茫茫未來顯露出來的焦慮感，卻顯示出執政者的謬誤。
台灣過勞的工作者計較的，絕對不是薪資的數字遊戲。工作代表一個人對自己教育和生命的投資，究竟有多少價值的看法，馬英九執政以來學界所做的質性研究顯示，台灣工作者無論是職場新鮮人，或是工作十年以上的「老鳥」，與工作相關的自我價值感逐年低落，年輕世代工作者對教育的價值和生命目標越來越不認同。
台灣的勞動政策向來都只重量而輕質，當江宜樺說出「每個人都認為自己薪水偏低」的語調時，這位昔日的自由主義學者已碰觸到了「當代工作價值失落」的核心，卻未能展現反思的能力。政府政策的失能，反映成集體的世代價值毀壞。
過去世代的台灣工作者願意接受生涯階梯較低的起薪，是因為他們對未來有所期待，將日後賺到更多的薪水當作生涯奮鬥的目標，所以那時候的奮鬥打拚是有意義的。
這幾年來，工作數年的工作者卻流傳一句口頭禪：「再拚也是賺這麼多，何必呢？」台灣年輕人具有吃苦耐勞精神的仍大有人在，但台灣的未來卻無法提供奮鬥的理由，這將是薪資水準一再倒退所形成的社會心理現象。
馬總統六三三政見的跳票，和流於空洞的「拚經濟」口號，就像是將這整個世代的台灣工作者帶入了「不再甘願」的困境。如果執政者無法為台灣工作者找回價值感和投入工作的甘願感，所有拚經濟的努力都將只是一場場的空談。
（作者為文字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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