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一一核災屆滿三年之際，全球和日本核災危險因素最為雷同的台灣，政府老神在在，罔顧各種國內民意和國際警語。回顧一下點名台灣核災風險的國際相關報導，除了德語媒體再三提出警告之外，還有在國內比較知名的英國自然期刊、獨立報、法國世界報和美國華爾街日報等。
綜觀國際報導，指出幾個台灣為「核」特別危險的因素：首先是核電廠和人口密集都會的距離。本來核災很難論斷所謂的安全距離，只有影響大小之別，例如車諾比核災輻射塵一度遠達千里（涵蓋泰半歐洲），福島核災時美國建議撤僑範圍是八十公里，但以國際上最保守的三十公里近距人口數來看，台灣核二（五五○萬人）、核一（四七○萬人）分居全球的第二、三名，僅次於巴基斯坦的Kanupp廠（八二○萬人）。
不過，千萬不要誤以為「台灣不是第一」而沾沾自喜。電廠規模（含機組數）是另一個核災風險因素，福島核廠三十公里僅有十七萬居民，但卻是個六機組的大型電廠，風險當然比較高——核災中就連爆了四組。反之，Kanupp只是個單機組且小輸出（一二五MW）的電廠（其他機組與中國籌劃興建中）。台灣核一、二廠四個機組輸出量合計三一四一MW，整整是Kanupp廠的二十五倍。更甚者，巴國人口高達一．八億，Kanupp廠近距人口占全國總數僅約百分之五，核災也還亡不了國。但核二廠近距人口數占全台近四分之一，不用加計核一、核四的潛在災民數，就已經穩居世界第一。更何況Kanupp廠離巴國首都千里之遠，核災沒有立刻癱瘓中央救災指揮的風險，但台灣核一、二、四卻都蓋在首都圈。單比這點，別說什麼算不算四小龍，台灣根本是全球第一猛龍！
其次是核電廠的新舊，這不是絕對因素，但「最新」和「老舊」的風險通常最高。新型核廠的危險在於沒有經過完整測試，技術人員對部分功能也還不夠熟悉，例如三哩島核廠才運轉三個月、車諾比核廠才啟用兩年就發生核災。之後進入相對穩定期，但隨著設備日漸老舊和精熟技師退休，核災風險又逐漸攀升，越來越高，尤其是超過三十年的老電廠，如福島核廠。
用這個指標來衡量，一來，台灣四座核廠就只有最新（還沒運轉的核四）和老舊（超過和將要三十年的核一、二、三廠）兩種，剛好都是最高風險類型。二來，老舊核廠若「延役」二十年，就等於「把最高風險期間再延長二十年」，這正是歐盟施壓歐洲各國，要求將老舊核廠（例如立陶宛的Ignalina）儘早除役的理由。縱使補強老舊核廠也難以確保安全延役，畢竟福島的殷鑑不遠（才剛通過延役許可就發生核災），更何況台灣核廠原始設計的耐震係數只有○．三到○．四Ｇ，再怎麼補強也達不到日本核廠平均的○．六Ｇ，再說，連比較耐震的日本核廠也發生核災了。
地震、海嘯是影響核災風險最不可測的天災因素，其中又以結合兩者的環太平洋濱海核廠，風險最高。正因如此，所以華爾街日報引用ＷＮＡ資料而選出的全球十四座最危險核廠，集中在日本和台灣，台灣四座核廠全部上榜，運轉中核一、二廠的四個機組，也都和福島核廠一樣面臨地震、海嘯的複合危險。當初為了冷卻便利而蓋在海邊的設計，福島核災後已經被公認為是工程的重大錯誤，問題只在於要不要一錯再錯而已。
再來，設計不良和貪污腐化會提高核災風險，而這兩者也都是外界對核四的疑慮。車諾比建廠時曾為了趕工而多次變更設計，和台電擅自變更核四設計的問題如出一轍；貪腐程度也是風險係數，如果考慮建廠及運轉過程中政商勾結的招標採購弊端，設計再安全的核廠都不會安全。
最致命的核災風險來自於「過於自信」的管理監督文化。如原能主管宣稱的「菩薩坐在蓮花台」，或如新任環保署長魏國彥以為核電只是科學問題，罄竹難書。更扯的是，經濟部官方網站引述自然期刊，竟然移花接木說成：「台電公司擁有數十年核能電廠運轉經驗…營運績效良好」，這再度暴露了台灣核電管監文化有多膨風。
一言以蔽之，台灣核廠符合所有國際上核災高風險的指標，集大成於一身。天若不佑台灣，我們真的要為「核」而跟台灣說bye bye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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