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陳儀深
我們民間社團舉辦二二八事件六十七週年紀念，相對於馬政府的「中樞紀念」，是否更貼近歷史事實、更站在多數台灣人的立場，是應該戒慎恐懼、不斷虛心檢討的，因為一般民眾往往透過我們的表現形式來理解二二八。今年我首先聽到的一個質疑是：既然二二八是國定假日，大家都放假了，為什麼媒體報導的是「獨派團體」舉辦遊行、舉辦音樂會？來參加的人必須是台獨立場的人嗎？
研究戰後台灣政治史的人大都會同意，一九四七年的二二八事件是現代台灣民族主義或台獨運動的起源，加上後來的長期戒嚴、白色恐怖，這個運動的傳承主要是在日本、美國，島內只有一些政治案件以及彭明敏師生「台灣自救宣言」這種「跳接」的不連續的傳承，正因為噤聲四十年，所以解嚴前後的二二八公義和平運動雖然名稱溫和卻張力十足，鄭南榕的自焚與這個脈絡脫不了關係。可是當九○年代李登輝總統開始開放檔案、立碑道歉、進行補償以後，二二八的紀念似乎越來越難有感動人心的創意。
其實，追求真相的基礎工程才更重要，張炎憲、許雪姬教授為代表的二二八口述歷史紛紛出爐，現代學術基金會、台灣教授協會、吳三連史料基金會等等隨著官方公布的檔案，不斷以學術研討會的方式發表研究成果，可以說是九○年代最重要的紀念方式；扁政府時代（二○○六年）出版的《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也是在上述的基礎往前一步。相對於前年郝柏村還在報端認為死亡人數不超過八百人，今年王曉波的「小case」之說雖然令人憤怒，他畢竟也同意「兩萬」的數字了。
今年二二八前夕，台灣教授協會針對葛超智《被出賣的台灣》出版了重譯校註本，是花了兩三年才完成的基礎工程，將來的歷史會記錄我們做工的成績。不過，在表現形式方面也不容小覷，一方面傳統的遊行固然要辦，但是邀請黨政人物參加要到甚麼層次、他們來了以後要不要講話、講甚麼、講多久，必須斤斤計較，才不會褻瀆了二二八的莊嚴意涵；另方面要考慮甚麼形式才能吸引青年人、一般人來參加，所以今年在自由廣場舉辦的第二屆「共生音樂節」不但超過千人，而且八、九成是青年學生，應是值得注意的「新生事物」。
依照往例，三月八日下午在基隆港口，會有在地二二八的紀念儀式，因為一九四七年三月八日從福建來的兩營憲兵在這裡登陸，漏夜開往台北，陳儀在三月九日才敢宣布戒嚴，也才有隨後的「報復性屠殺」。今年我們不要只有演講遊行獻花，而是要加入音樂詩歌的元素，希望「不是台獨立場」的人也喜歡參加。（作者為二二八關懷總會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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