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文雄
前幾天，民視有一則有關總統停聘資政和國策顧問的報導。我很少看電視，沒有看到，但是根據朋友的轉告，民視顯然不知道我早在去年十月就已辭去國策顧問的職位，因而關心我和九十二歲的老父會不會有生活問題，引起不少人來電關懷。感動之餘，我想藉這個機會講幾句話。
我一九九六年回國後，沒有像很多人的期待一樣競選公職，而選擇從事社會運動，主要出於兩個信念。第一是，民主化不能只是政治的民主化，同樣重要的是培植和壯大公民社會的民主力量。其二，國際上一個世界公民社會已然逐步成形，特別是在人權、環保和平等領域。對備受國際孤立與排斥的我國，國際民間的參與非常重要。所以回國後，我一直從事社運，尤其是人權工作，努力讓台灣成為國際人權運動的一環。
二○○○年總統聘我做國策顧問時，我的感覺非常複雜。對國民黨留下來的這個制度，我本來就很反感。看到名單上有例如王昇的名字，更覺荒唐（知道王昇在蔣經國晚年時期的事跡的人，應該會了解為甚麼）。但是在人權和社會界朋友的催促下，我還是在最後一刻填表接受。主要原因是，總統首次就職演說中有關人權政策和人權立法的重要宣示，出自我的建議，而我國一九七一年被逐出聯合國時也同時和國際人權體系脫軌，已經三十多年了，因此覺得有必要協助政府落實總統這個備受國際注目的承諾。
過去幾年，除了在人權事務上協助總統之外，我主要的工作其實是在我建議總統成立的行政院跨部會人權小組。可惜的是國內政爭激烈，「國家人權政策白皮書」的種種規劃並沒有辦法順利落實。尤其是人權立法，很多法案在立法院連議程都排不上。所以去年十月完成《人權法》草案後，我就帶著很重的挫折感辭去國策顧問的職位了。
感謝眾多朋友的關心，但請諸位放心。刺蔣之後我在海外流浪二十五年都沒餓死，怎麼會反而在回到故鄉之後無法生活？國策顧問只不過是一頂帽子而已。不論是戴上還是脫下，可做和該做的事同樣的多，我還沒到缺席報廢的時候。（作者為人權運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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