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廷昌／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法官
權力本質上就是一種欲望，如果沒有適度制衡，它非常容易無限擴張至濫用、失控、腐敗的境界，這是歷史定律。
由聲請檢察官及原核准法官所組成的「監聽二人組」，大權在握，於此歷史定律中，可以無限地聲請核准續線及擴線，擴了又續，續了又擴，只要他倆不調離，可以四手遮天地監控整個群族網絡一輩子，包含大多數無辜的被截聽者；最後，核准是最一致的標準。「越少人知道監聽越好」的政策修辭，是掩飾主事者監督失能的絕佳託辭，卻陷「監聽二人組」不義。該修辭邏輯不通之處還在於：既然越少人知道越好，何以駁回監聽聲請，檢察官就同一案件可以換法官聲請，且一換再換，換到法官核准為止，卻不必如同核准新線般，黏在原駁回法官身上繼續審查，這不是讓更多法官知道誰要被監聽了嗎？這不是制度性偏袒核准嗎？主事者說審判系統會洩密導致偵查無法進行，是對自家人毫無信心且無證據支持的臆測；以呵護官吏的嬌貴為己任，置人民權利受害風險於度外的心態，更是錯認主僕關係，不知權力根源。
正義不僅要實現，而且要以人們看得見的方式實現。我國監聽制度使無辜的被截聽者，在監聽的事前、事中、事後各階段，無法得知並看見他們的隱私權何以被犧牲，已嫌不義，他們仰賴不同法官的介入，為他們看見他們的犧牲是否是為了更崇高的正義價值，一點都不過分。反之，一官核到飽制使法官權力的行使更神祕化、專制化，嚴重缺乏節制的程序道德感。
一官核到飽的分案審查制度，對濫行聲請及核准，毫無制衡機制，必然會衍生出制度性濫權，導致監聽浮濫，終使審判獨立蒙羞。論者謂我國監聽浮濫，說的沒錯，由一官核到飽制找不到反駁的理由。
看看外國實務作法，德國法蘭克福高等法院前庭長Jürgen Maruhn表示，德國偵查法官對令狀的審查是由值班法官輪班處理，續線監聽亦由當日受理聲請的值班偵查法官核駁，並無我國一官核到飽的分案審查制度。依美國監聽法案及文獻記載，不僅沒規定由同一法官受理審查續線、擴線，甚至規定每一續線聲請都應附上先前核准的所有聲請資料送審，另外，不同法院亦可受理續線聲請。在比較法制上，我國大多數地院的現行作法，難謂「德不孤，必有鄰」。
再作量化分析，我國採統由值班法官輪班審查的地院計有新北地院、新竹地院、雲林地院、連江地院四所法院，其他地院均採前述的一官核到飽制。以一○二年度續線核准率為例，依司法院的統計數據，採一官核到飽制地院的續線（字號：「聲監續」）收案總計一六一六九 件，核准一四六三九件，核准比率九十．六○％；採非一官核到飽的地院收案總計四○六五件，核准三四二五件，核准比率八十六．六五％。借用何君豪法官以卡方檢定計算結果，在九十九．九九九九七四％的信心水準下，採一官核到飽制辦理續線案件的核准，明顯高於非一官核到飽制。此分析結果，可以支持前述制度性濫權核准的深切疑慮，亦可看出交由不同法官審查續線聲請發揮制衡節制的功效，官官相護之說，不能成立。
論者謂核准率降低會影響法院定罪，進而影響治安狀況云云。依據司法院的統計資料，採一官核到飽制地院的定罪率（有罪人數÷〈有罪人數＋無罪人數〉，範圍為全部起訴及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案件），一○○年至一○二年依序為九十六．八六％、九十七．一一％、九十七．○六％；採非一官核到飽制地院的定罪率則依序為九十七．七九％、九十八．二五％、九十八．二八％。後者核准率較前者低，定罪率卻連三年較前者高。沒有數據證據支持低核准率會影響定罪，影響治安。論者倘謂犯罪隨時出沒你我身邊，非低監督低成本的監聽手段不足以防治，應提出相關數據資料支撐，而非盡是主觀經驗或想像。
制度設計本應發揮其最適功效，又可防免執行者濫權毀滅。只重快速的制度設計於現今社會所造成的利弊得失，怎麼看都是弊多於利。江國慶案、洪仲丘案、大埔土地開發案、九月政爭案等等，無一不是為了搶先、搶快的單一價值，置正當法律程序於不顧而付出巨大的社會成本及難以挽回的代價。張德正羈押案不過是此社會氛圍中再度墜地的果子；一官核到飽的監聽票核發制度則是孕育的沃土。
制度設計監督者應體察社會脈動，記取歷史教訓。效率是好事，但應注意逞快經常是怠惰失能的遮羞布，因逞快而偏私致濫權更應嚴加防範；又快又好更賴細部的檢討規劃，特別是審查標準的建立。要之，遲來的正義或許還是正義，沒有程序正義就沒有正義。本次通保法修正案對案件分案審查的正當法律程序未予著墨，實屬憾事。一官核到飽的核票制度應改弦易轍，由值班法官輪值核駁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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