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委會主委王郁琦今天啟程前往中國訪問，揭開了馬政府與習政府政治接觸的序幕。行前，總統府正式發布了駐美代表金溥聰出任國安會秘書長的人事，推動「馬習會」竟也出現在輿論的臆測之列；同時，教育部長蔣偉寧不顧教育界反對，逕行在昨日公告了高度爭議的高中新課綱，明年教科書中的中國將一律改稱為「中國大陸」。這些，都是權力當局醞釀許久的鋪排，現在交會在一塊，似乎予人有種水落石出的豁然明朗。
社會至此應當充分理解，二○○八年五月以來，這個政府有的就是意識形態，治國完全是零，因此沒有任何建設台灣的經濟、社會、文化等有效政策，多數方案追究到最後，都是為意識形態服務。
之前，服務貿易協議由於侵犯到生活與生存，引起了公民警覺，於今卡在立法院，但國民黨仍準備在新會期闖關，這是與中國的「經濟整合」。現在的修改教科書，等於是推動與中國「思想統合」。種種為的是：在任期結束前，設置好未來有一天走向與中國「政治統一」終局的既定軌道。
從這個高視野俯瞰，就明白這些年新興崛起的公民力量，其所以然，以及其重要性。這是台灣這個社會植基於捍衛共同主體的集體式反抗。服貿一役，壞了國共的時間表，當前的課綱一役，不僅牽涉到王郁琦此行能不能如期向中國國台辦主任張志軍送出「伴手禮」，更關係到國共在服貿暫時受挫之後，是否能另闢戰場、突圍反攻？
馬政府大改課綱的惡質在於，它逕行推翻了教育界原本相當長時間「由下而上」就歷史課程所形成的多數共識，而後再以「由上而下」的少數意志破壞機制、程序，竄改內容，嚴重斲傷了民主規律。這是威權反覆的高度警訊。
何謂由下而上？我們可以回顧一○一年開始使用的歷史課綱產出的過程。二○○八年十月，教育部召開高中課程發展會，決議歷史科仍須持續溝通，因而組成了課程綱要專案小組，這個小組歷經卅八次專案小組會議及十六次分組會議，初步形成了歷史科課程綱要草案。經過北、中、南、東四區公聽會徵詢各界意見後，再開了八次專案小組會議綜整各界意見，這個草案才送到課發會審查。審查期間，課發會審查小組前後開了十九次會議，而專案小組為確實回應及調整，又召開廿二次專案小組會議及兩次分組會議，始完成課程綱要，由課發會通過決議。
前述，甚至連教育部自己在二○一一年五月十日的電子報都做出：「係經縝密之專業研修及完整之意見徵詢程序，方能完成本次之課綱修正」評價的歷史課綱，卻在短短兩年後的今天，未屆六年使用期，又要再修，起因當然不單純。權力者「由上而下」的證據就是：突然在去年由王曉波、謝大寧等急統人士主導成立了所謂的「檢核小組」，開始於十一月廿三日自行開會，今年一月十八日就提出新的課綱修正。期間，在一月十六、十七日緊急開了所謂的公聽會，一月廿四日送課發會，一月廿七日課審大會通過，短短兩個月即宣稱「定案」，這種違常的效率，橫柴入灶的行為，社會大眾豈能不疑慮，箇中究竟為了什麼？
其實，民主社會最大的好處是，有再多元的意見，都可以透過對話、共商、審議的程序來追求正義，這是這個社會歷經苦難後所淬煉而出最珍貴的資產，也是維護實質和諧的至高價值，不容橫遭剝奪；不論其來自外部、內部、或內外聯手，也不論其權力、資源有多大，這已是台灣共識。
因此，就本質來看，馬英九欲以一人意識形態領國要能遂行，顯然必須全面毀棄人民作主的民主體制，已經逐一施行在各項施政作為之中。當權力者選擇站在全體公民的對立面，那麼，新的這一年，可以預見，必須把公民行動全面啟動的能量推向高原，否則即是自我繳械，坐視極端少數對共利公義的反噬即將得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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