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逸揚

台灣只是一個小國，我們沒有很好的資源與中、美等大國競爭，只有選定特定幾個重點扶植產業才能在國際社會中有一個發展的舞台，新加坡、以色列、愛爾蘭等國都是在最近二十年有快速成長的小國，也都有很明確的產業政策，筆者以為政府制定產業政策扶植特定產業並不是不好，而是執行力的問題。

一九七○年代台灣歷經了外交孤立、全球經濟停滯性通膨等內外困局，在政府的支持下，工研院成立「電子工業研究發展中心」開啟了近代產業政策的大門。在國家產業政策的不斷支持下，一九八○年代工研院與民間資源合作陸續成立聯電、台積電等晶圓代工廠，後續也衍生出了封裝、ＩＣ設計等半導體產業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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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年代的台灣在中國改革開放的衝擊下，製鞋、紡織等勞力密集的傳統產業都轉往中國，台灣面臨了產業空洞化及產業再升級的危機。所幸半導體及其他相關電子業的興起，填補了產業外移嚴重的就業市場，也讓台灣成為全球半導體、電腦代工的重鎮。

兩兆雙星政策也是在這種時空背景下被提出，所謂的兩兆雙星是指打造半導體及影像顯示成為產值兆元的產業，另外重點培植數位內容及生物技術產業。可惜這些選出來的重點培植產業因為政府的執行力不足，無法形成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大型產業鏈。兩兆產業中的ＤＲＡＭ、ＬＣＤ產業不注重研發，過分仰賴國外大廠技術轉移及產能擴張過度，終於在全球景氣下滑後，產生了骨牌效應，而我們也未把握最後的整合機會，造成了今天的現況，若政府能像韓國政府般協助業者整合，現在鹿死誰手還很難說。

另一個教人扼腕的是生技產業，二○○○年左右竹北生醫園區與上海的張江高科技園區幾乎同時起跑，張江已有五百家製藥產業的群聚，全球形成中國的藥谷，二○一五年產值目標要達到一千億人民幣。反觀現在的竹北生醫仍是荒草一片，僅有一棟類似標準廠房的建築，共有二十六家企業進駐，連園區內要配合新藥開發試驗的醫院都還沒設立，這種政府的辦事效率要怎麼帶領國人往前衝。

（作者從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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