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連振佑

細究大埔案的判決，實乃透過釐清法理上程序正義，而落實了土地正義的訴求。這個判例點出台灣民主化一直未能突破的瓶頸，即民主的真諦在於「人民參與協商」，而不在於「政府依法行政」。

依照土地徵收條例，辦理土地徵收前應先與所有權人協議價購或以其他方式取得，這裡所稱的協議，至少要有雙方協商合意的程序及紀錄。但在台灣過往實踐的經驗中，經常忽略民眾參與「協議」、「協商」或「合意」的程序，政府一旦有了政策或計畫，民眾只能聆聽說明會，在發展主義至上的輿論中，一再地壓縮人民與政府協議的空間，民眾被迫分化為「接受」與「不接受」兩種，導致主權在民、以民為本的精神淪為空洞口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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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台灣歷年抗爭事件，還有許許多多欠缺官民之間「協議」的案例，如美濃反水庫事件、高雄橋仔頭要求更改捷運路線、台南鐵路地下化東移事件、師大住商衝突對立事件、華光社區開發事件…等等，大多是政府缺乏事前與地方民眾「協議」的民主過程，意圖以國家機器的暴力、依法行政的模式，遂行少數菁英決策的計畫。

台灣的民主發展側重於政黨政治、代議政治，同時一路在發展主義的引領下前進，而使得「議論」相對微弱。由於法律上、制度上有關協議之公共領域的設計欠缺或未能落實，使得民眾意見通常僅能似耳語般，被決策過程排拒在外，或被迫集結成為抗爭團體，這種現象實為台灣進一步民主化的瓶頸。

透過大埔這個慘痛的教訓，公共政策與行政務必從以國家機器（政府）為中心的思維與運行模式，慢慢地過渡到以社會（民眾參與協議）為中心；讓協議、公共論壇成為常態化政策規劃的一環，真正落實主權在民、以民為本，避免再次發生類似難以回復的悲劇。（作者為社區規劃師、台大城鄉所博士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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