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俞宏／嘉義地院法官
台灣有很長一段時間處在保密防諜的戒嚴時期，對於秘密的接受程度，也相較其他國家包容許多。舉凡戒嚴時期的海外黑名單，查禁組黨、辦報，乃至解嚴後李前總統的國安密帳，陳前總統的國務機要費案，迄至最近檢察總長洩密案等等，無不披上秘密的外衣。
這種秘密現象，在司法界也不例外，這當中最受人詬病的，就屬請託關說文化。台灣人受中國文化影響，為人處事講究攀親帶故，此風氣稍一不慎，就容易淪為關說的溫床。早期在司法界工作的人，對於關說請託並不陌生，親身見聞者也不在少數，譬如前大法官姚瑞光在台灣法界耆宿口述歷史一書中，就指出任職台南高分院期間，曾發生一件同事評議完成的案件，不合上意，遭法院院長批示「暫不判行」；前最高法院院長王甲乙也在「我的奮鬥人生」一書中，直指審理案件時受到來自總統府的關說。
面對各界的關說，司法的因應之道很畏縮，也很奇特。從威權統治時期開始，最高法院就設計出一套繁複的保密分案制度：從「收案審查」、「案件加密編號」，到最後「秘密分案」、「案卷上鎖發交」等流程，以確保案件分由何位法官審理不被知悉，藉此杜絕外界關說。但既然沒人知道案件上訴到最高法院後，由哪位法官承辦，也意謂著當事人聲請閱卷及遞交書狀程序，必定繁瑣困難，甚至無法行使聲請最高法院法官迴避的權利，對人民訴訟權保障顯有不周。這個舉世罕見的終審保密分案制度，一直運作了六十幾年，直到去年年初才在各方壓力下被司法院廢止。
這種害怕關說到幾近歇斯底里的司法現況，原因何在？道理其實很簡單，因為司法權作用主要在定分止爭、保障人權，公平審判是最基本的要求，倘若法官私下接受一方關說，做出不公平的裁判，司法價值即喪失殆盡，畢竟「司法是正義的最後一道防線」，偷走了司法公正，正義就沒有依靠！
很多事情我們關心，但苦無機會表達；但更多事情，有人想用密室交易，偷天換日。單純表達關心與關說的界限究竟何在？倘若沒有一套明確的行為準則，就會讓關說找到模糊地帶與生存空間，因為究竟是關心，還是關說，誰說了算？美國在政治上訂有「遊說公開法」，讓個人或團體可以對國會立法或行政決策進行遊說，但明訂嚴格的登記與公開程序，讓遊說行為攤在陽光下接受檢驗；在司法實務上，美國法院也有「法庭之友」制度，透過搭訴訟案件的便車，法庭之友可以向法庭陳述觀點，以期達成影響案件判決或法律解釋結果，甚至發揮推動公共政策的目的。這些對公共領域或個人事務的關心，都絕對不能傾聽接納嗎？
人民表達意見的自由，是憲法上權利，本應受到保障，不能因為害怕關說，就關閉意見之門。但關說對司法的危害，不在於表達意見本身，而是因關說之一方能運用特殊關係單方接觸並影響法官，藉以獲得有利判決，但另一方卻不知當中玄機，無從答辯，這並不符合訴訟上武器對等與公平法院的要求，司法公正性也將蕩然無存。司法公信的累積，建立在兩造可以平等行使訴訟上權利，透過正當法律程序來解決紛爭，可是關說行為，不管內容是否正當，光是片面接觸及單方影響法官本身，就失去平等的基礎，判決結果也不可能服人。試想：可以在法庭上公開辯論的事情，何必偷偷跑去跟法官咬耳朵？容忍或默許關說行為，難道不是在昭告大家「上法院要走後門」嗎？
因關說司法引起的九月政爭，延燒數月，迄今遲遲無法落幕，該案關係人高檢署檢察長陳守煌經調查結果，被認定接受立院龍頭王金平關說，並轉向案件承辦人林秀濤檢察官關說立委柯建銘涉嫌背信案，檢察官評鑑會日前做出結論，建議給予陳、林兩人懲處，法務部亦火速免除陳守煌檢察長職務。但國會顯然並不買帳，立院紀律委員會調查王、柯關說案結果，認定不構成關說，形成立法院與檢察官評鑑會各說各話的局面！關說行為本來就遊走法律邊緣，九月政爭更凸顯它的無形無貌，要解決這種「信者恆信、不信者恆不信」的僵局，唯有明確化關說行為的內涵與界限，訂出具體行動規範與罰則，並建立一套嚴謹審查關說行為的司法程序，才能遏止歪風，將不當的秘密關說導向正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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