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基會董事長辜振甫日前辭世，引發各界的追思與悼念，同時也引起一波討論兩岸關係的話題。辜振甫是一位成功的企業家，也是一位致力於外交事務、周旋於兩岸的「外交家」，其人風度翩翩，溫文儒雅，學養豐厚，待人處事之應對進退，身段優雅而拿捏恰到好處，可謂集台灣士紳、日式貴族之風範，兼具西方與傳統文化內涵於一身的儒商。如是一代的哲人遽然仙逝，典型不再，自是引起不少國人的深切感慨，然則，由此而衍生的兩岸關係議題的探討，不管是政策、人事，抑或兩岸的互動往來，多數論者的觀點與分析似乎流於情緒性、個人化的成見，既欠缺宏觀的時代觀照，忽視兩岸客觀存在的大環境，更無視台灣人民主體意識的歷史作用。換言之，大多數藉著辜振甫逝世而感時的文章與議論，或者歌詠辜老在兩岸談判時的高妙折衝手法，或是盛讚辜汪會談的突破性歷史意義，其實都是見樹不見林，只看到個別演員的精采演出，卻無視整個時代格局與潮流的偏執之見。
辜振甫生前在兩岸關係著墨甚深，由於其個人的傑出特質，他也確實在兩岸談判中表現精湛；尤其，他以二千三百萬台灣人民首席談判代表的身分，與江澤民等中國共產黨的獨裁統治集團折衝樽俎，幾度交手而不失分寸，動之以情、據理力爭，未曾損及台灣人民的權益，表現令人激賞。而國內政壇，無論統獨對其皆無一語重話，亦屬難得的異數。或許如此，辜老辭世，乃有人感慨其地位「無人可以取代」，放眼國內政壇可能找不到一位足堪相提並論的人物，台灣未來在兩岸談判上可能處於劣勢，甚至以為辜汪會的盛況不再，兩岸情勢的發展似乎更為險峻。坦言之，我們對於辜振甫的表現亦是充分肯定，然而，誠如共產黨人常說的一句話：「客觀的形勢不會隨著個人主觀的意志而轉移」。兩岸關係的演變，主要是循得兩岸政權的政策、領導人的意志，以及客觀的國際局勢、人民總體意志的軌跡而進退，絕非單一個人所可以主宰的。也就是說，一九九三年四月，辜振甫與汪道涵在新加坡舉行的辜汪會談，以及一九九八年辜振甫的中國之行，辜老在兩次兩岸的重要接觸過程中所留下的美好身影，其實是建基於客觀環境所搭建出來的歷史舞台。現在兩岸關係陷入僵局，絕非台灣缺乏優秀的談判人才，而是兩岸的客觀環境變了。
換言之，如果以時代背景來分析，一九九三年辜汪會談與一九九八年辜汪會晤，都是在國共內戰格局下所進行的兩岸接觸。在對岸那一方，自始至終以國共內戰格局看待兩岸關係，因此台灣成為其神聖領土的一部分，其「一個中國原則」未曾鬆動。而在台灣這一方，當年李前總統推動的本土化運動適值走到了半途，因此「國統綱領」仍是兩岸政策的指導綱領，與對岸的「一個中國」遙相呼應，在此歷史舞台之上，才產生了「辜汪會」以及之後爭議不休、各說各話，以致成了無頭公案的所謂「一個中國、各自表述」的「九二共識」。此一階段，兩岸談判協商頗有進展，但此一績效卻建立在「結束國共內戰」、「統一」的基調上，反諷的是，此一時期談判人員表現愈優異，談判協商成果愈豐碩，台灣就更快被中國併吞。也因此，辜振甫過世，海協會所發的唁電中特別推崇辜老「在海基會董事長任內，堅持『中國的、善意的、服務的』立場，促成九二共識」；而海協會長汪道涵亦在哀悼文中指出，「汪辜會談，兩度執手；九二共識，一生然諾」。可見中國表面上哀悼辜振甫之逝，實際上卻藉機重提虛擬的「九二共識」神話，企圖混淆事實，對台灣人民進行統戰。
一九九九年七月，李前總統在接受德國媒體訪問時發表「兩國論」，徹底扭轉了此前由「一個中國」思維（無論這一個中國是中華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所主導的兩岸關係。李前總統以國際法的論述，為台灣找出一個獨立存在的空間，台灣的發展從此與「國共內戰」脫軌；台灣人民將以一個決定自我命運的主體，台灣將以一個獨立國家的身分，與對岸進行談判協商。此一歷史發展的轉折，迫使中國推遲該年汪道涵來台回訪的行程，亦使兩岸的談判基礎從此翻轉。中國官方後來屢次以「兩岸談判的基礎不復存在」，回應台灣復談的呼籲，更凸顯了過去兩岸的談判是建立在「統一」、「結束國內共戰」的錯誤基調之上。此際，台灣是否擁有辜振甫式的談判技巧與人才，並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台灣如何堅持台灣主體意識與獨立身分，與對岸進行對等談判，確保兩岸的共存共榮。
一九九三年的辜汪會談、一九九八年辜汪會晤，或許是辜振甫個人外交生涯的頂峰，是個人成就的里程碑，然而過去這種建立在「國共內戰」、「統一」框框之下的兩岸談判，對台灣人民而言，卻如聖經上的「最後晚餐」--主耶穌將要被門徒猶大所出賣。幸運的是，一九九九年的兩國論、二千年本土的政權輪替，將台灣從統一的死亡陷阱中救出。「九二共識」的神話已被揭穿，未來台灣應該堅持對等、獨立、互惠、和平共存原則，才能坐上談判桌，打開兩岸的和平之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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