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坤廷/律師
民國九十六年六月十五日，司法院大法官特別針對「總統刑事豁免權之範圍」作成了釋字第六二七號解釋。解釋理由書指明，「總統豁免權」是基於對於「總統」身分之尊崇與保障、確保總統職權之行使、國內政局之安定、對外關係之正常發展等目的而來；一旦總統涉及違犯內亂外患以外之罪，所設置的「程序上障礙」，然而因總統刑事豁免權，並不是享有實體上之免責權而無罪，為了兼顧總統經罷免、解職或卸任後仍受刑事上訴究，刑事偵查、審判機關，對於以總統為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之刑事案件，是可以作成對總統之尊崇與職權之行使「無直接關涉性」之行為，比如說本次特偵組檢察官與臺北地檢署檢察官對於涉及總統之告訴、告發、移送等刑事案件，或者是臺北地院對於涉及總統之自訴案件，均得為案件之收受、登記等措施，並等到總統經罷免、解職或卸任之日起，始續行偵查、審判程序。
「證據保全」實施之必要值得注意的是，有關訴訟程序中「證據保全」部分，在不妨礙前述「總統豁免權之目的」前提下，仍舊有實施之必要，以避免延滯司法程序之進行，甚至失去證據保全講求時效性的實益，這也是大法官之所以特別強調，雖然暫時不得以總統為犯罪嫌疑人或被告而進行偵查、起訴與審判程序，但就犯罪現場為即時勘察，不在此限；總統之刑事豁免權，不包括因他人刑事案件而於偵查或審判程序時，對總統所為之證據調查與證據保全。又如因而發現總統有犯罪嫌疑者，雖不得開始以總統為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之偵查程序，為避免證據湮滅，致總統經罷免、解職或卸任後已無起訴、審判之可能，仍得依本解釋意旨，為必要之證據保全程序。
依此脈絡來看，本次特偵組檢察官，逕自曲解大法官所闡明「總統豁免權」之內涵，再借總統豁免權之「名義」，於九月二十七日草率地將涉及總統刑事責任部分「行政簽結」，捨相關「證據保全程序」而不為，唯恐加劇日後追訴總統刑事責任之困難度。舉凡勘驗物件或電磁紀錄、勘驗現場、調閱文書及物件，以及自總統以外之人採集所需保全之檢體等俱付之闕如？尤其是重要證據「電話通聯紀錄」之調取，僅得回溯六個月內為限，突然地行政簽結，無疑錯失了保全證據的「黃金時間」；令人起疑特偵組檢察官何以無視大法官之解釋意旨，公然替總統護航？抑或面臨政治上之壓力不得已為之？不論如何，本應俟總統卸下職位後，由司法機關「續行」之偵查、審判程序，竟遭特偵組檢察官草草行政簽結，更遑論有何「保全證據」之舉動。
參酌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所屬各地方法院及其分院檢察署辦理「他」案應行注意事項第三條第二項之規定：「他案有左列情形之一者，檢察官得逕行簽請報結：（二）就已分案或結案之同一事實再重複告發者。」特偵組檢察官依法院組織法第六十三條之一之規定，職司涉及總統之貪瀆案件，自知無法援用黃世銘及楊榮宗部分之處理方式，又不合於其他條項規定之情形下，遂「自我表述」「總統豁免權」，並據此簽請報結，不禁感慨特偵組檢察官此刻急於表態為總統「另闢蹊徑」，究竟如何能擺脫民眾對於「司法獨立與專業」一再被政治黑手介入的圖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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