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鈺雄／國立台灣大學法律學院教授
法制史上重要的人權成就與法律文件，不乏政治鬥爭的產物。例如，即將屆滿八百年的一二一五年大憲章（Magna Carta），便是英國封建貴族「文鬥」約翰國王的成果，從此開啟以法律約束王權的新紀元。一六二八年的權利請願書，也是起源於英國議會和查理一世國王的鬥法。而英國之所以名列當代法治的先驅，便在於慘烈政爭除了血流成河之外，還留下人權建樹與法治典範。
其實，更多歷史事件顯示，若非政爭裂解了分贓不均的統治集團，人民權利往往沒有「趁機伸張」的機會。此次遍地烽火的九月政爭，我國憲政體制、司法系統及人權保障的缺失，一覽無遺：權重責輕的總統、遁入私法的政黨、淪為走卒的特偵、行政官化的檢察、凸槌連連的司法和漏洞百出的監聽，罄竹難書。但是，九月政爭也可以是法治轉型的契機嗎？
就以監聽風暴為例。首先，從○九七二總機的法院核票作業，不難觀察事前法官保留空洞化的現象，令人警惕。事件爆發後院方急於推諉卸責，但這無濟於事；正本清源之道在於雙管齊下，建立法院事後審查監聽合法性之制度，以彌補事前法官保留的先天缺陷。此外，強制處分令狀核發的專業不足，既非單一個案也不是只有監聽才有的問題。為了兼顧審查的時效性和專業性，宜仿效奧地利二○○八年及瑞士二○一一年新刑事訴訟法之法例，設置強制處分審查專庭。令狀法官並應迴避本案的審判，以確保其中立性。簡言之，既然爭議監聽都是法院事前核發，改革方向也必須同時指向法院制度。
其次，為了避免「一案到飽」或「聲東擊西」等逸脫核票範圍的執行流弊，另案監聽應予限制。據此，執行監聽時偶然發現的另案犯罪資料，除符合通訊保障及監察法（通保法）的重罪列舉原則或關連性犯罪之外，不得作為證據。
再者，監聽的事後通知義務，應予強化。通保法雖規定監聽結束後應通知受監聽人，但法定例外寬鬆（有妨害監察目的之虞或不能通知之情形），實務運用浮濫。如二○一二年，一般監聽通知比例僅有八成，國安監聽通知比例更不到五成。由於通知是受監聽人發動事後法院審查的前提，通知義務影響人民的後續權利救濟，故不通知之例外要件應予限縮。
此外，調取通聯紀錄應有明文授權基礎。此次關說案涉及王院長與曾、陳兩位檢察高人的通聯紀錄，而洩密案也扯到馬總統和黃總長的通聯狀況，通聯紀錄的線索功能及證據價值何在，一目了然。通聯紀錄雖非關通話內容，但門號、時間、位置等通訊狀態的資訊，依釋字第六三一號解釋亦屬秘密通訊自由的保障範圍。遺憾的是，現行通保法仍未將通聯調取納入法律保留的約束，實務上連警察都可以自行調取，而民間徵信或不法份子走後門的管控弊端，也由來已久。
最後是國會委員會的通案監督。例如，法院依通保法本有派員監督監聽執行情形的職責，而台灣每年雖核准掛線達十萬支，但全國法院六年來總計只督察了二○八件，其中，核票大宗的台北地院，六年來竟然才督察了八件！這個既輕率散漫又駭人聽聞的事實，及至法院主管日前於立法院備詢時，才意外曝光。但是，完備監督不能單靠立委即興的擠牙膏術，相較之下，先進國家國會設有專責、中立的委員會，對監聽實務進行通案性（非個案）的專業監督；司法主管機關必須每年度把監聽案由、時間、人數、結果、與犯罪關連性、通知及督察情形等詳細數據和報告，送交委員會進行審查與檢討。
何不學取英國經驗，讓政爭導向保障人權的法治出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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