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黨發生內鬥，本週進入法律戰的第二回合，馬英九增聘了律師，已向高等法院提起抗告。這起政爭，對台灣的未來發展究竟將利多於弊、或弊多於利？端看台灣公民後續有多大的集體意識來共同推動事態發展的主流往改革的路上前進。
歷史總是有趣的重複，在台灣，國民黨一共有三次高層權力內鬥，法律戰都佔了很重要的地位。第一次，李林之爭，第二次，連宋之爭，這次，馬王之爭。三次，國民黨高官都上法庭討公道。透過這些過程，大家看到的，不是司法如何公正，而是司法如何被操弄。唯有這次，台北地院的裁定，讓全民得以繼續保有希望；同時，這也警告高官，如果有一天，司法真正可以給予「小民」信賴與保障時，政爭才有可能更加健康。
審判長張瑜鳳對王金平提出假處分訴訟的判決書中，有一段對比，受到法界的讚揚。她指出，當國民黨的聲譽與王金平的權益，放在一起秤的時候，就算國民黨聲譽有受損，也已經發生。可是對於王金平的未來權益，卻影響重大，因此應該給予保全。這個漂亮的作法，既把政治壓力排除在外，也把人的需要以及解決人的問題，放在了前位。
猶記二○○四年那次大選的結果，連宋對陳水扁的連任成功不服，也打起官司。當時一個口號是：沒有真相就沒有總統。但是反觀二○○○年，布希與高爾的那次總統大選的選舉官司，美國最高法院在裁定書上做了很重要的決定卻是，趕快給這個國家一個被確認的總統比較重要，爭議因此很快落幕。可見，一個好的判決，其珍貴處，在於能凝聚人心，建立共識，弭平風暴，並使國家繼續前進。
這次，由馬英九所發動的政爭，帶給台灣最大的挑戰就是總統濫權引發的憲政危機與檢察總長濫權造成的民主危機。昨日，已有三十位公法學者聯名對馬英九介入國會自律事件發出聲明，司改會也正式向監察院提出了對黃世銘與特偵組的檢舉。這些來自民間的警示與行動，由國民黨仍不停止以司法程序追殺的情況看來，顯然尚未拉住脫序而去的馬韁使其及時回歸正軌，剩下的機會恐怕真要檢驗到底有多少國民已經藉由當權者的惡形惡狀，而被充分喚起公民意識與法意識的覺醒了。
多位法界人士最近不約而同都提到了一二一五年訂定的大憲章，來做為對社會進行啟蒙的案例。大憲章的出現，在於英國貴族正告當時的英國國王約翰，王權必須接受限制，以爭取貴族應當享有的政治權利與自由，並且保障教會不受國王的控制。尤其，自大憲章第三十九條所衍生的人身保護概念，主張任何自由的人，除非經由法官進行的法律審判，或是根據法律行事，否則不應被拘留或囚禁、被奪去財產、被放逐或被殺害，也就是自由權、財產權、生存權為基本人權的先聲。但從一二一五年到快要二○一五年，台灣在人權保障上獲得了多少最起碼的尊嚴？王金平事件讓大家看到了國家機器被不當運作下的暴虐。
事實上，在人類歷史上，這本來就是一條曲折以進的道路。美國早在一七九一年就通過了人權法案，但是直到一九六○年，美國人民還是無法公平享有人權法案中應有的權利，直到歷經美國內戰、金恩博士被殺等種種事件，整個社會付出慘痛代價後，美國的公民意識才逐步覺醒，並且大到可以改變體制。
顯然，國民黨九月政爭給台灣的傷害，若所有體制內的機制都將失靈時，是需要一場大規模的公民行動來給當權者當頭棒喝了。不過，台灣需要的，不是所謂「罵英九」這類的宣洩，台灣需要的是比八○三白衫軍更大的公民覺醒，那就是法意識的覺醒，以施壓馬英九必須收回濫權的黑手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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