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吳熙煌
我的另一半是個保護體系的社工，我已經安慰了她無數次的哭泣、無奈、恐懼。這一切我知道或我不知道的，在連日社工被砍殺的新聞報導下，我的害怕、不捨和恐懼達到極點。
我不斷問她，這工作這麼危險，為什麼妳不走？她解釋，當看到處理被家暴的孩子重綻笑容，許多家庭又開始出現好的溝通時，她很開心；這些美好的希望與支持，讓她繼續堅持在這個工作崗位。
當我查詢到政府已經制訂保護性社工的「保護性社工人員資格要件及職務範疇認定基準」，試圖想解決保護性人力的勞動條件，讓保護性社工在高風險工作環境下，至少有相對應的薪點與福利可以當成另一項支持環境，以讓這些珍貴有經驗的保護性社工繼續堅持與努力時，我詢問她，這個有落實嗎？她卻落寞地告訴我，這實施了，卻是針對新進的同仁，而她與工作多年的伙伴並不在這樣的保障範圍；我也詢問她關於社工人身安全的處理情況，她更懶懶地回答我，這僅在落實在必填的文件表格裡，回覆已經遇到了什麼樣的社工安全議題，而無任何預防性的處理或措施。
我決定不要只當心靈的支持與陪伴，我想站出來為我的她發聲，懇切地呼籲政府與相關工作單位，社工安全不只需要文書回報已受傷的案例，更需規劃預防性與視執行公權力的挑戰行為為一項犯罪性行為，如美國的Lisa法案，這是一個保護性社工以自身生命所換來的代價；難道，真的也要以我們台灣社工的生命才能換來這個保護性法案嗎？不只安全性法案規劃，保護性社工認定基準更應全面執行，無論新舊社工。
（作者從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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