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志偉
當我在德國讀書時，有一年參加了大學的外籍學生事務處所辦的「北德一週遊」，第一站就開到國際港市漢堡。當晚，我們一夥人，來自至少十五個國家的男男女女七八十人，就分成五組人馬夜訪觀光客來此必定一遊的漢堡紅燈區：聖保里（St. Pauli）。那晚，算是開了眼界，我笑臉注視，冷眼旁觀，人肉市場如此堂而皇之地企業化經營，如此熱鬧地讓恩客和觀光客同時來作客，地不分大街小巷，人不分歐亞非洲，或駐足圍觀，或登堂入室，或暗地打量，或明著喊價，都已經快半夜了，還處處眾聲喧嘩，人人引領翹盼，正是「春宵何處不飛花，小鹿亂跳怎麼抓，夜不閉戶等君誇，記得明兒來續攤」。
二十年了，我們那群帶著各國腔調講德語的外籍學生們早已失聯，倒是對於那晚鮮活的印象，我並未失憶。我們那一組帶隊的德國人所講的一個笑話，我尤其記得，試譯如下：
有天，聖保里一間與「肉攤」毗鄰而居的教堂在三面高牆上都張貼了大字報，上面醒目地寫著：「如果您想懺悔，每日上午十點到十二點，我們等著您。來，不要管牆壁」。大字報早上貼出，到了下午，每張上面都被加上一句話：「如果您不想懺悔，每晚七點到十二點，我們等著您。來，不要管，隔壁」。
這個笑話之所以令我印象深刻，是因為，教堂貼大字報的重點並不在「犯前禁止」，而在「犯後懺悔」，亦即，如果做不到「飯前洗手」，那至少要做到「飯後漱口」。這是個基於「『犯錯』之所以難根除，正因為『犯錯』原本就深植在人性的根底裡」之認知所建構成的入世觀點。易言之，莫駐足於今晚多美好，明天過後怎麼辦，這才是重點。
就基督教的「原罪觀點」和古希臘的「悲劇理論」來看，我們甚至可以論斷，「向下沉淪」甚至是「向上提升」的命定條件：人生下來即背負著「原罪」，這種觀點講白了，就是「沉淪始於出生」的觀點，與依蒂帕斯國王「不知而罪」的命運是一致的。既然如此，人將緣何高貴？答案就在「懺悔」與「贖罪」上。前者屬「認知」範疇，後者則是「實踐」原則。亞當和夏娃被逐出伊甸園，從此其後裔世世代代須得透過各種「榮耀主」的受苦受難兼受試煉之方式來贖回重返天堂的契機，這和依蒂帕斯國王以自毀雙目，拋棄王位，浪跡天涯，甚至千里苦行以求一死換心安的作為，是一致的。所不同的是，基督教似將「懺悔」與「贖罪」視為「人之為神子的普遍性」，而古希臘則寧持「『高貴』並非人人能致」的看法。總之，基督教與古希臘文明匯流後，儘管「沉淪」人人都行，「提升」各有不同，但是「懺悔」和「贖罪」這兩個概念已成了西方文明的重要成份，則是不爭的事實，「懺悔」甚而在西方文學裡演為自成一類的結果。
西方是有「懺悔文學」的傳統，至若中國及台灣文學有無，並不在本文討論之列。倒是，翻開字典，我們會發現，「懺」字實乃源於外來。「懺」即「懺摩」（梵語’Ksmasa’）音譯之略，意味請人「忍恕」，即「悔過」之義，如「我昔所造諸惡業，皆由無始貪、嗔、癡，從身、語、意之所使生，一切我今皆懺悔」（華嚴經‧普賢行願品）。若再將「懺」字拆開來，一邊是「心」，一邊則是「籤」，而「籤」本含「雜生山韭」之意，也就是隱指「犯過後，心裡怎生一個『亂』字可以了得」的意思。至於「悔」者，「回」也，但盼能「恢復到未犯之前的原狀」也。「懺悔」是自我與心靈的對白，是捫心自問，所以不但要向「後」看，還要向「裡」看，是反省自己，不是檢討別人，與「萬方有罪，罪不在我」的態度剛好相反。而有的即便心再狠，潛意識裡也會有懺悔的表現，如莎士比亞的《馬克白》裡，狠毒的馬克白太太在殺害多人後，出現了一直洗手洗不停、血跡洗不乾淨的症狀，就是一例。
「懺悔」率因有罪，到底何罪？不論是《依蒂帕斯國王》的悲劇也好，奧古斯丁和盧梭的《懺悔錄》也好，「性」或者「性壓抑」一直扮演著十分關鍵的角色。另再隨舉兩例，我們在一九二○年代中國作家郁達夫的短篇小說〈沉淪〉或台灣作家吳錦發新近集三部小說《閣樓》、《春秋茶室》和《秋菊》為一冊問世的《青春三部曲》裡，都可以看到年輕男子或青少年學子對手淫「惡」習的不安。〈沉淪〉的男主角是以「慚愧」和「自責」來看待自己解除鬱悶的方法，他甚至「常到圖書館裡去翻出醫書來看」，而「醫書上都千篇一律的說，於身體最有害的就是這一種犯罪」。而吳錦發在〈閣樓〉裡則更自剖式地以十分令人動容的文字描寫出，時值十五歲的國中生如何讓小狗吸吮其雞雞並獲得極端快感後輕聲哭了起來的情境。之後，搭配成長中的少年學生如何感受到「暴力」（後來那隻小狗死於他的小刀下）、「性」（愛戀他的家教老師）和「正義」（得知家教老師的先生對她家暴，幾乎無法遏止為她報仇的念頭）之間的複雜關係，我們可以斷言，這本《青春三部曲》成長小說也有一定成分的「懺悔文學」之性質。
回頭再看歐洲，隨著時代的演進，政治環境的變遷，財富分配的不均，到了十九世紀，其懺悔文學已深染著以「社會正義」及「人道關懷」為核心的色彩，其中尤以俄國大文豪托爾斯泰的鉅著《復活》為箇中翹楚。男主角聶黑流道夫（以下簡稱「聶黑」）出身富裕的地主家庭，風流倜儻，誘拐了他姑媽家的美麗下女卡邱莎並於其懷孕後棄之不顧。多年後，聶黑以陪審員的身分出席某兇殺案審判時，赫然發現卡邱莎就站在被告席上。原來，懷孕後的卡邱莎立被解雇，孩子生下後送人沒多久就夭折，她本人則輾轉沉淪為妓女。聶黑再度看到她時，她正因被設計參與一樁「迷魂搶劫殺人案」而被告。身為陪審員的聶黑深信，若非當年他遺棄了卡邱莎，她絕對不會淪落到這個地步。他也相信卡邱莎在該案中是無辜的，但是卻由於怕被人察覺兩人間的關係，他未能挺身為她申辯。等到卡邱莎被判「西伯利亞流刑懲役四年」後，聶黑深自懺悔並下定決心要贖罪：他不但要娶她，還散盡家財土地，一路跟著卡邱莎往西伯利亞走，還邊幫她上訴。上訴最後成功了，但是拒絕聶黑求婚的卡邱莎卻接受了一個共同長途跋涉的政治犯的追求。傷心的聶黑最後還是心甘情願地接受了這個結果。
毫無疑問，托翁在《復活》裡讓主角聶黑所作的懺悔和贖罪不但是發自於內心的，尚且還是同時針對「私領域」及「公領域」的。他原本大可以地主身分優雅地過一生，然而他卻決定娶一個被判了刑的妓女，還由於認知到地主對佃農的剝削之嚴重而將土地賤價賣給三餐不繼的佃農，這原是極符合傳統「敗家子」的定義的。然而，在觀察到犯人（含政治犯）如何被虐待和迫害後，聶黑對帝俄時代統治階級的殘暴作出日後對希特勒政權同樣有效的斷語：「所有的這些人：監獄長，護送兵，所有的服務的人，大部分是溫良的仁慈的人，只是因為他們服務而變為兇狠。」也就是說，一旦擔任「職責在身」，則「盡職」就會與「人性」衝突，結果是，「同情」對每一個公務員來說，都變為不可能，正如聶黑指著鋪蓋著石塊的土地所說的：「他們是官吏，是人類之愛所不能滲透的，正如這個鋪面的土地是雨水所不能滲透的一樣」。想想看，「我只是在執行任務，別無選擇」這句話被多少獨裁者的鷹犬和打手事後拿來當藉口！
在托翁筆下，聶黑的「懺悔」和「贖罪」何其令人感動。同樣地，在德國，法律系教授徐林克（B. Schlink, 1944-）於一九九五年出版的暢銷小說《我願意為你朗讀》裡，我們亦看到了曾為納粹政權充當集中營管理員的文盲女主角韓娜在獄中克服文盲的困境後，由於開始閱讀猶太人如何被迫害的書籍而以自暴自棄的方式作懺悔，最後並在出獄的前一天以自殺的方式來為其贖罪的行為劃下休止符。典獄長在她自殺後，特別對來接她出獄未果的男主角說，韓娜後面幾年在獄裡彷彿是過著修道院清修的日子，意指其懺悔和贖罪的心情多麼堅決和純真。而在韓娜短短數言的遺書裡，她則指定將積蓄七千馬克送給當年在她管理下劫後餘生的一個猶太女孩。
備受矚目和歡迎外，《我願意為你朗讀》這本小說當然也引起了不小的爭議，因為在虛構的小說中安排這樣一個真心懺悔和贖罪的德國人，對很多人來說，是難脫有為德意志民族脫罪之嫌的。這點姑且不論，在此，我倒是要問，從一九四七年的二二八事件，之後一九四九年起長達三十八年的戒嚴加白色恐怖，其間的一九八○年林宅祖孫血案，隔年的陳文成命案，還有亂葬崗裡無人撿骨的外省冤魂，數以萬計的黑名單等等，至今除了一本國民黨老黨工「爆料」的《買票懺悔錄》及其特務頭子谷正文幾本毫無懺悔意思的回憶錄外，台灣還在等待那些過去在檯面上呼風喚雨，如今依舊在泛藍陣營裡齜牙咧嘴的人對他們所屬的政黨之所作所為有過任何懺悔的意思表示，遑論「贖罪」的動作了，戒嚴時代國民黨的司法院長施啟揚即是一例。反倒作家鄭清文在美麗島事件的那一年以細膩感人的筆法在他的小說〈三腳馬〉裡描述了一個日本時代的台灣警察如何欺壓同胞、戰後自己落跑而使妻子承受報復並間接致死、從此他以雕刻「三腳馬」（三腳，指的是抓耙仔，馬，是因客人訂的貨）來懺悔的故事，那是一則藉藝術創作以昇華懺悔的故事，真真匠心獨運！
如果我們再讀布農族作家田雅各收在《最後的獵人》一書裡的小說〈懺悔的死亡〉，我們真可義憤填膺地問說，如果一個被漢人歧視和欺負，小孫女還被遊覽車撞死卻沒地討的布農族老人能因搶了一個漢人幾百塊給他族人的小孩看病，就恐懼、懺悔到引起心肌梗塞而死（看書中症狀描述應是），那些自稱飽受中國泱泱儒家文化薰陶的泛藍朋友們，尤其是不排除和民進黨合作的親民黨，你們除了喊幾聲「捍衛中華民國反台獨」的口號外，總應對「台灣」有點懺悔的表示吧！懺悔真的有那麼難嗎？試試看，您會覺得較為舒坦的。多言無益，有詩為證：
犯錯原本不可恥，死不認錯才可恥
怒目痛批台灣史，橫眉還對千夫指
不妨夜半捫心問，何以六神會無主
懺悔能去不安苦，心靈土地同歸屬
（作者為東吳大學德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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