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陳榮傑
二○○一年聯合國「國際法委員會」向大會提出「國際不法行為之國家責任」草案，大會通過之後送請各國政府辦理。
國家對於其機關與個人執行政府權力致生損害於他國，應負國家責任，包括承認錯誤、回復原狀、損害賠償，以及受損害一方能夠「滿意」之其他措施，例如表達遺憾（regret）、正式道歉（formal apology），保證事件不再重演。
菲律賓應該清楚己身之責任，所以在第一時間即刻依據上述第二十一條，提出正當防衛之抗辯；同時，強調將依據「一個中國」之原則處理本案，為迴避責任而設定障礙。
所謂「國家責任」，表示不法行為發生之後，這種責任已經轉換為國家對國家之責任。
但是菲方把「損害賠償」定位為菲律賓人民的「慰問金」，把「正式道歉」變為菲律賓人民對台灣人民的慰問與遣憾。面對這種手法，有關官員竟然還認為菲方展現誠意！
再者，政府在第一時間未能有效馳援，把人、船押回台灣就審，輿論沸騰之後，才被迫提出所謂「最後通牒」。
「最後通牒」，在國際實務上，是一種附條件的宣戰，對方如果未能於期限之內「明確」回覆，視同宣戰，這種機制在國際實務並不多見。多數見解，認為最後通牒是斷交、廢約或是封鎖之前的警告。
一九一九年同盟國通知德國，倘若凡爾賽和約之條件在五天之內接受，停戰協定即刻終止。
台灣對菲律賓所提的若干措施，旨在施加壓力，很難援用「最後通牒」的機制。但通牒既然設定條件並訂有期限，期限一到或條件未就，就當宣布啟動對應措施，不應拖拖拉拉、給人鬧劇一場的感覺。
再者，法務部、海巡署與外交部一行十幾人浩浩蕩蕩前往馬尼拉，等待共同調查，結果無功而返。這樣草率行事，不啻自取其辱。
菲律賓媒體引述司法部長談話：「我不認為我們能同意進行聯合調查，因為我們是主權國家。」派檢察官到他國執行職務確有主權之疑義。司法互助與派員調查性質不同，不知是哪個單位透過何種管道提出？有無書面承諾？（作者為法律學者，曾任海基會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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