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鍾明倫
今天（三月十四日）是馬克思逝世一百三十週年，馬克思的論述影響一百多年，如今，世界各地的工人依然在街頭爭取勞動人權，但這一百多年來到底改變了什麼？日前，郭先生接受專訪時，卻語出驚人的說，要對博士生課徵「教育浪費稅」，他的目的應該是強調術業有專攻，強調台灣的人才應對國家有更多實質貢獻，以促進國家的經濟發展。但是，這樣的語言表述，可能傳達幾點台灣社會需要思考的層面。
我們的學校教育我們不要有「職業歧視」，憲法教導我們人民有「選擇職業的自由」，憲法和教育基本法更強調，教育是人民的基本權利。處在知識半衰期逐漸縮短的時代，政府也高唱知識經濟與終身學習，難道博士就非得成為產業的生力軍，才是對國家有貢獻嗎？才是所謂的人盡其才嗎？教育浪費稅的言論，似乎表達「學非所用」就必須透過「國家機器」進行個別懲罰，這樣的思想，符合民主國家的人權主張嗎？對我來說，博士和其他職業的勞動者一樣，不論從事什麼職業，本質上就是「社會勞動」，都是有貢獻的，而非學歷高就是貢獻大。
我必須承認，教育和勞動應該是連結在一起的，但是台灣的政府和財團掛勾，不斷的打壓基本工資，使得剛畢業的年輕勞動力無法順利找到合適工作，逼得學生必須攻讀碩士或博士學位，才能因應產業徵才的需求，難道這樣的責任是學生個人需要承擔的嗎？多少莘莘學子唸書的初衷，無非就是找到一個合適的工作，但是，筆者到一○一人力銀行瀏覽網頁發現，目前的職缺都是大學畢業，多數應徵者都是碩士，甚至有博士，這樣的結構當然會逼迫許多學生攻讀博士學位，目的是希望能在專業化的時代中，找到一個「術業有專攻」的職業。
「教育機會的增加」與「學位的貶值」，相對應的「勞動條件廉價化」，難道不應該是企業與國家需要承擔的責任嗎？
（作者為英國雪菲爾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博士生、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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