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政鴻
初等考試放榜，果不其然，媒體報導除強調競爭激烈之外，必定強調博士級考生落榜情形。筆者認為這是台灣整體就業結構問題，不應也不該針對這些博士級考生，加以放大檢視。
台灣近二十年來不斷放寬高等教育市場，現在雖看到人人有大學念，但文憑卻迅速貶值，高學歷也不再保證高薪資，這是教育政策奉行自由市場機制的後果。日前媒體報導流浪博士問題，正凸顯少子化已經衝擊到各大專院校。當這些有志於學術研究和教學授業的博士生，畢業後發現想以學術教學為終身志業，門檻竟有如登天，再加上考慮到投入的沉澱成本，以及年齡平均比社會新鮮人多十多歲，「轉行」更是變成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
筆者自己曾經是流浪博士，僅能四處兼課餬口謀生，籠罩在自己和家人身上的經濟不確定感壓力相當沉重，迫使我畢業後亟思轉行之道，轉任公職成為可行方案之一。我必須澄清，博士養成訓練與國考錄取沒有絕對關係，和多數考生一樣，博士也必須重新接觸、理解、熟悉和記憶相關考科，並未享有任何優勢，甚至因年紀較大，體力和記憶力比不上大學畢業生。越來越多流浪博士選擇轉行公職，身心承受的壓力絕非外界能想像，甚至報名時寧願填寫碩士、學士學歷，避免外界過度放大。
儘管筆者有幸於去年錄取高考三級和高考二級，國考激烈競爭的過程仍讓我記憶猶新，再考一次恐怕不見得考得上。也因為有這樣的切身體驗，筆者呼籲媒體要能公平的報導博士應考公職情形，特別是理解這群原先希望能在大專院校服務，受限於經濟考量，不得不轉換跑道的博士們的心聲。
（作者為國立中山大學亞太所社會科學博士，現任公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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