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楊佳陵

醫糾法草案規定，醫療糾紛中，即使醫療行為無過失，中重殘或死亡者，最高仍可獲補償兩百萬。但各界對於補償基金之來源，歧見頗大。報載該基金每年約需一百億，七成將由健保「總額」中撥出，政府至多只負擔三成。筆者認為，醫事風險該另由保險承擔，民間本有醫療事故責任險，政府強要拿人民授權政府辦健保醫病的救命錢去補醫糾，混淆了事物本質，無助國民健康，恐有違憲之虞。

總額預算當初是全體國民大家繳保費納稅來醫「病」用的，醫病雙方對於醫療需求有共識。醫界當時與健保局協商及嗣後的行政契約，也沒有納入今天獨步全球的「醫糾補償金」。補償金的支出在訂定健保總額時有考慮過、精算過嗎？再者，如此重大之給付行政，草案第二十九條竟概括授權衛生署可以強制「醫療機構及醫事人員繳付一定之費用」，到底要繳多少，至今仍是黑盒子，明顯違背大法官相關釋字對重大給付行政應符合授權明確性之意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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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人口老化，醫療的需求不斷增加；但健保卻受限於總額預算，連年貶值，惡化到醫界每服務病人一元，健保卻只付○．七元的地步。預算跟不上需求，問題已經非常的大。雖然沉痾未解，醫界還是繼續忍耐，所付出的服務，都是依照先進國家水準的醫療常規（guideline）。但至少這麼珍貴有限的資源是花在病人與醫藥進展之上。

美國醫療支出占ＧＤＰ的十八％，我們只支出六％，總額又占這六％的一部分而已。台灣以不到三分之一的價錢，成就世界一流的醫療水準，可知健保總額之明顯不足。要維持健保成就，合理增加保費不得不然，這才是當今全民健保最重要的真議題。

醫療糾紛用健保的錢，其結果必定侵蝕本該花在治病的預算，降低全民本該享有的醫療服務與品質，最終受害的，還是病人跟整體國民的健康權。用本來該花在追求健康權的預算，去處理紛爭解決，這是全體國民要的嗎？（作者為律師，加大柏克萊大學法學博士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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