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薛化元

作為自由主義者，人權、民主是雷震堅持的基本原則，國家、民族情感的落實，應該是與人權、民主的實踐密切結合的，而不應該以犧牲人權、民主做為代價。因此，當外在局勢改變，特別是「共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存在得到國際承認的時候，雷震對臺灣國家定位的主張，便有可能改弦易轍。

一九七○年，雷震結束牢獄之災，馬上面對國際對中華民國的「一個中國」論的支持大幅降低，甚至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做為中國為一合法代表的論調已然成為主流。在此情況下，雷震雖然在情治人員嚴密監控下，雷震仍在一九七一年接受《華盛頓郵報》訪問，明白主張「兩個中國」。一九七一年十月聯合國通過阿爾巴尼亞的提案，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中國代表權。次年一月十日，雷震對蔣介石總統等五位政府政治權力核心人士，提出（救亡圖存獻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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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中雷震除了要求改國號為「中華台灣民主國」（The Democratic State of China-Taiwan），並認為以台灣地區成立一個國家，「乃是天經地義、正大光明的」，而要求執政者放棄背離傳統政治學國家三要素（土地、人民、主權）的「神話」，不再主張代表中國大陸主權。除了改國號之外，雷震同時也要求同步組織制憲會議，「制定『中華台灣民主國』憲法」，以落實自由民主。整體而言，雷震基於一個中國即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認知，深恐台灣在國際社會失去中國代表權的中華民國統治下，中華人民共和國將以繼承中華民國為由，要求領有中華民國統治的台灣。為了避免此一生存的危機，雷震便以獨立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外的台灣（中華台灣民主國），作為維持台灣主權國家地位的方策。

對認同自由民主，又懷有對中國歷史情感的部份國人而言，雷震主張應該有相當的參考價值：當中國民族主義與自由民主的普世價值不相容之際，揚棄中國民族主義，保衛臺灣自由民主的可能，應該才是合理的、優位的選擇。

（作者為政大台史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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