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吳景欽
北檢針對尹衍樑所涉及的國安密帳案，以繳交一千萬給國庫，而以緩起訴為交換，此雖屬檢察官裁量權，卻凸顯出現行緩起訴的大問題。
依刑事訴訟法第二五三條之第一項，只要屬最輕本刑三年以下的犯罪，基於公益維護，檢察官得訂一到三年的緩起訴期間，而命被告履行一定事項，以觀後效。如此的處分，既可節省司法資源，更給予被告改過自新的機會，而能達到雙贏的目的。
只是緩起訴處分，雖為防止檢察權濫用，而有一定的案件範圍限制，但在偵查中，證據尚在找尋，且被告所犯何罪，只能由檢方為認定下，實難防止相類似事件而有差別對待的情事產生，法定的案件限制實等同虛設。更糟者，則是被告明明是無辜，但因怕不認罪遭起訴，而受長期訴訟之累，就很難防止檢方以被告的如此擔心，來迫使被告認罪，而以緩起訴來了結此案。若果如此，不僅是有罪推定，更嚴重侵害不自證己罪權的保障。凡此問題，於尹衍樑的案件裡，更是被彰顯無疑。
國安密帳案在去年遭特偵組起訴，不僅讓人莫名所以，針對尹衍樑所可能涉及的幫助犯或洗錢部分，卻以不屬其管轄範疇為由，而交由北檢處理。如此將同一事實，且具有密切關連的被告為割裂處置，不僅有違訴訟經濟，更難以還原真相。
更麻煩的是，尹衍樑所涉者，到底只是單純的登載不實文書，還是涉及洗錢，甚或是貪污共犯等，須是以國安密帳案的被告成立貪瀆犯罪為前提。但在此案離確定仍有相當時日下，卻驟然對之以緩起訴為了結，則如何面對將來無罪確定所可能產生的矛盾？又如此交易的結果，不啻代表其於國安密帳案的審理時，必以檢方的友性證人身分出庭，其所為的證詞，不僅難出於自由意志，更失其客觀立場，能有多少真實性，必也成疑問。（作者為真理大學法律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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