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蘇慧婕、葉虹靈
聯合國將3月24日訂為「瞭解嚴重侵犯人權行為真相權利和維護受害者尊嚴國際日」，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強調，瞭解真相對受害者、家屬或社會的重要性，並直指這是不可剝奪、不應受到限制的權利。但從我國檔案管理局對政治案件檔案的保守作法看來，台灣顯然自外於國際潮流，馬政府寧使檔案塵封，也不讓社會追求真相。
近年來民間多次呼籲，檔案局應放寬政治案件檔案使用，尤其是影響理解案情至鉅的筆錄、自白書等，對當於事人、家屬、研究者要瞭解全案脈絡及拼湊案情，有無可取代的重要性，但檔案局屢以維護第三人權益為由，拒絕外界申請。儘管去年開始，檔案局數次邀集專家學者討論，但當大多數與會者都要求檔案局應以追求歷史真相之公共利益為重，不應限縮解釋法條時，檔案局仍躊躇不前。在今年初又以委外研究比較各國情況之拖延手法，讓修法看來遙遙無期。我們不知道絕大多數已近凋零的政治受難者，是否來得及一睹歷史真相；也不知道亟需檔案搭配訪談受難者進行研究的學術界，該被檔案局的官僚主義拖延多久？
以全世界對威權統治的政治案件檔案，規範最為詳盡的德國為例，德國將前東德國安部文件明確排除在適用於一般國家檔案的《聯邦檔案法》之外，另行制訂《前東德國安部文件法》。目的在妥善因應國安部文件作為「東德威權統治時期之政府行為記錄」，其意義乃在「銘記、反省那段不公義的歷史，並且教育、警示未來世代」的特殊性質。故在歷史真相公開與反省，和第三人隱私權之間，採行「階段式的隱私權保障」：將受難者、家屬的知情權，以及歷史研究所追求的轉型正義法益，置於國安部人員與民間線人的隱私權之前。
而當涉及被違法監控者的隱私權時，若其具有「時代性意義、政治權力或公職身分」，則檔案原則上可公開；若只是一般民眾，僅能在獲得當事人書面同意、當事人死後30年（卒年難以查證時以出生後110年計算），或匿名措施與學術研究目的不符時，方能公開。檔案公開之職權，則交由慣例上以民權人士為首的獨立機關行使。歷經納粹慘痛歷史的德國，透過精細的機關與法益衡量設計，力求在隱私權保障的前提下，確保德國人能回顧那不堪的威權歷史，以警惕德國人民：Never Again！
反觀臺灣，政府並未意識到威權統治時期檔案的特殊性質，而將白色恐怖檔案一體適用《檔案法》。更甚者，與德國力求調和歷史反省和隱私權保障的努力背反，檔案局以「隱私權保障」之名，遂行曲解檔案法第18、22條，並以政府資訊公開法和個人資料保護法等普通法，反過來限制檔案法之特別法等違背法理之實，無視受難者、家屬的知情權和轉型正義的重大法益。我國相關法制不但落後於德國，也與聯合國推動「瞭解真相權利」的方向背道而馳，對於屢以簽署聯合國兩公約為人權政績的馬總統，堪稱一大諷刺。
《前東德國安部文件法》施行已屆二十年，共受理逾668萬份的檔案公開申請，而臺灣的受難者家屬和歷史研究者，在解嚴已逾25年的今日，仍然受困在歷史未知的迷霧中，無從正視創傷，也無法開始療癒。無怪乎日前有資深研究者在學術會議上感嘆，檔案局彷彿淪為僅有保管作用的倉庫，還不如趁著政府組織再造，進行人力精簡，僅聘僱保全看守檔案庫即可，以免浪費納稅人的血汗錢。（蘇慧婕為台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監事、德國海德堡大學法學博士，葉虹靈
為促進會執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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