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道勇
六十幾年前，海軍總司令桂永清、監察院長于右任都曾指出：二二八事件是日產爭議及大陸人掠奪日產所引起。為什麼？
一九四五年十月，所謂行政公署配合國民黨軍以「光復」的名義，「劫收」日本在台灣的公私產（價值美金三十億），他們搬去中國的，大多變成「投共資匪」，搬不去的，就成為非作歹的「黨產」。
他們將台灣的民生物資一船一船的運出，卻運回一船一船貪婪的中國人和一群群的貪官污吏，他們日夜印製「台幣」，搶購台灣的米、茶、糖、鹽、炭，台北一斤白米由一九四五年八月的二毛錢，到十一月漲到十元，到一九四七年一月漲為八十元。不到兩年，米糧就飆漲四百倍。台幣就這樣一路貶值，到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五日，只好以一元新台幣換四萬元舊台幣。
他們不但帶來「人禍」而且帶來「瘟疫」，二戰結束前，霍亂、鼠疫、瘧疾在台灣幾已絕跡，但一九四六年，天花竟流行一五六一例，三一五死，一九四七年擴為五一九三例，一七二五死。一九四六年，霍亂流行三八○九例，二二一○死，致死率高達五十八％。瘧疾感染率由日據時代的二．九％增加到四十％，全台有一百多萬人感染。
台灣人對著槍桿子，無可奈何，只能諷刺：「光復」歡天喜地，貪官污吏花天酒地，警察橫蠻無天無地，人民痛苦烏天暗地；轟炸驚天動地，光復歡天喜地，接收花天酒地，政治黑天暗地，人民呼天喚地。除了「誤天誤地」的打油詩外，還有以「五子登科」（房子、車子、金子、婊子、位子）挖苦接收官員「坐擁日人的房子、車子、錢財，日夜到酒家叫藝妓唱歌陪酒」；教室的黑板或車站的看板上，出現「三民取利，吾黨所宗」等文字。
「劫收」後一年四個月後，終於爆發「二二八民變」。所以說，「二二八民變」不是因共產黨煽動而起，也不是因省籍情結而起，更不是因為台灣人甘願為「日奴」，「二二八民變」不是因為有心人利用查緝私菸事件，搧風點火而起，而是因為黨軍「劫收」而起。（作者為城南文史工作室負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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