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召開十八大，進行權力轉移，新一代接班人即將浮現檯面前夕，重慶市副市長王立軍突然向美國成都領事館尋求政治庇護，幾乎釀成中央與地方的武裝衝突，引起國際矚目，其內幕與象徵意義絕不能等閒視之。此一事件或許可以讓台灣少數對中國懷有憧憬者稍微清醒，面對中國乃是一個危機社會的真相。中國的危機包含了深層的政治與經濟危機，只要有一種爆發，中國就會土崩瓦解，而它是兩種危機都已瀕臨爆裂的邊緣。
在政治危機方面，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權力轉移，自開國以來即陷在共產專政下必然產生的權力鬥爭中。中共早期的權力鬥爭非常慘烈，不但以黨內鬥爭的形式進行，更常伴隨著狂飆的群眾運動，甚至軍隊的介入，把整個國家捲入內戰的邊緣。中國古代的權力轉移，係在朝代循環、爭奪皇權的模式下運作，至中共奪取政權後，雖然打著打倒封建社會的大旗，但權力轉移實質上卻比封建王朝更加野蠻、暴力。每一次的權力鬥爭幾乎都披著路線鬥爭的大衣，不僅要打倒對手，消滅異己，一般民眾也往往被捲進運動之中而受到株連，可能有百萬、千萬民眾遭到關押，甚至人頭落地。
在後毛澤東時代，中國的黨政軍大權定於鄧小平一手，幾無強力的挑戰者。鄧定調經濟的改革開放，走上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之名，實則國家資本主義的路線，解開了綁著小腳的臭裹腳布，經濟果然有了長足的發展。但政治控制依舊，權力的運作或傳承或許已建立了固定的制度與模式，卻掌控於少數權力菁英之手，而非全民參與式的民主。因此，中共的權力轉移常會出現一些令人匪夷所思的現象，第二代掌權者鄧小平不但能拔擢第三代接班人江澤民，更能提前欽定第四代接班人胡錦濤，而在胡錦濤當權時，習近平的接班又呼之欲出。
此種中共獨創，含著中國色彩的政經發展模式，所謂的社會主義民主、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全是幌子，骨子裡完全符合中共的意識形態。
在經濟上，市場經濟只是假象，國家仍控制一切，因此國營企業與政府在產業領域扮演領頭羊的角色，包括國內經濟發展重點，或海外的購併，皆須聽取中共之指令。尤要者，中國政府仍推出一系列的五年計畫，為其經濟發展方向定調，並且扮演調控角色。
在政治上，中共的控制更是無所不在，以黨領政，而黨又操控於少數統治菁英。此種以黨領政的特色，黨是權力的最後來源，凌駕在行政、立法、司法與軍隊之上。因此，本應等同於民主國家國會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其實只是橡皮圖章，而真正的權力機關乃是中共全國代表大會。而政府機關則聽命於相對應的黨機關。譬如市長並非第一把手，而是中共市委書記。整個國家的權力核心是中共政治局，政治局常委更是核心中的核心，各自分管各種業務，最後由總書記拍板定案。
民主看似亂象橫生，其實是一種超穩定結構，尤其用選票取代子彈，能夠有效防範社會動亂與內戰的危機。反觀中國的國家機器被一群未經民眾授權的少數菁英所掌握，不具任何正當性，而且多元聲音與利益受到強力壓抑，始終無法在制度內獲得化解，因而種下衝突分裂的種子。中共的內部矛盾在長期的壓制下，像是核子反應爐已經出現裂縫，而王立軍層級的要員竟然會在權力鬥爭中尋求美國的政治庇護，更凸顯中國的政治危機已到了引爆的階段。誰說王立軍之後，不會再有「王立軍」的出現；若再加上一觸即發的民怨，東歐共產國家崩解的歷史，難保不會在中國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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